我在1930年冬于延吉县横道子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少年先锋队，负责党的秘密通信联络任务，那时我就知道，这条路注定是血与火的考验。

回想起来，我从一个普通的少年，逐步成长为抗联第二军的战士，这过程里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时刻和深沉的牺牲精神。

加入少年先锋队后，我很快参与了党领导的“清算走狗斗争”和“秋收斗争”，表现活跃，成为了骨干力量。

1932年，我正式加入共青团，并在党的指导下，反对日寇修筑吉会铁路的行动中发挥了作用。

那时候的通信工作可不是儿戏，每天要和从各地赶来的同志秘密接头，冒着被抓的风险传递情报。

父亲吕湘汝作为老赤卫队长，总是提醒我：“这活儿要小心，掉脑袋不说，还得连累大家。”他的话让我明白，革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靠集体智慧和牺牲来推进。

随着1932年秋延吉县游击队的成立，我被安排在石人沟-符岩根据地做秘密通信联络。

那段日子，敌人到处搜捕，我们的斗争异常艰苦。

记得1931年的一次围剿，敌人包围了村庄，我化名躲过一劫，但父亲在1932年10月的战斗中被捕牺牲，年仅35岁，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父亲的死让我更坚定了信念，全家人都投身革命，妹妹们加入儿童团，这让我在通信工作中多了一份依靠。

组织把我们家设为联络站，我利用这个便利，频繁传递情报，但风险也随之而来。

敌人采用“集团部落”政策，经常放火烧村，爷爷在一次火灾中差点丧命，房子被毁掉一半。

1933年，我被派到石人沟根据地任团支部书记，面对敌人长达21天的“大讨伐”，我们杀害了300多名群众，我亲眼见到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坚守。

党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后来传到东满，指导我们克服“左”的偏向，加强统战工作，我被派到敌占区建立地下联络站，组织少年先锋队，收集情报和物资。

在横道河子和龙岩村的地下工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游击战的灵活性。

我和同志们在图们市散发传单，内容包括“打倒日本强盗”“反对京图铁路”，这些传单像火种一样点燃了群众斗志。

我们故意抬高柴火价格，拖延到晚上再低价卖掉，趁黑撒传单，敌人恼火却抓不到我们。

1934年，我潜入老头沟煤矿和天宝山铜矿，化名吕万福，宣传革命道理，争取了10多名青年矿工。

我们破坏了敌人的电动机，震动了全矿，敌人搜查无果。

这让我看到，装备和技术在斗争中的关键作用——比如，我们用的步枪射程在300米左右，子弹初速800米/秒，在密林中能有效狙击敌人，而日军的三八式步枪射程虽远，但可靠性差，潮湿环境易卡壳，我们就抓住这点，设计埋伏战术。

1934年的“大讨伐”让根据地遭受重创，敌人从依兰沟和翁声砬子进犯，我们采用避开主力、集中打击弱点的战术，在三道湾作战20余次，消灭了不少敌军有生力量。

石人沟和符岩根据地相继失守，我们被迫转移到安图车厂子一带，那里军民500多人，生活极其艰难。

口粮短缺，我们靠剥树皮、挖山菜充饥，没油盐导致很多人病倒，死了100多人。

1935年春，一次敌人突袭，我指挥埋伏，凭借有利地形击退了150多名日军，他们的机枪和步枪数量是我们的3倍，但我们用交叉射击和手榴弹，发挥了地形优势。

手榴弹爆炸半径5-10米，能在短距离造成混乱，我们扔出后敌人慌乱逃窜，这战术让我想起在雪地行军时练就的耐力和判断力。

193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留下来组织反日自卫中队，队伍迅速扩大到40多人，但武器不足，我们就主动出击夺枪。

一次在天宝山，我们截获了敌人的军用卡车，缴获了轻机枪和步枪，这让我感慨，装备的获得直接影响战局。

机枪射速每分钟500发，能压制敌人火力，我们用它切断电话线，制造混乱。

6月，我们处决了伪满4名大员，其中包括敦化县长，那次行动干净利落，但也暴露了位置，敌人“扫荡”更猛烈。

我们转移到抚松，途中李钟福书记牺牲，我亲手埋葬战友，那种痛心难以言表。

战场上，战术的微妙变化往往决定生死——比如，我们用假足迹诱敌，避开正面冲突，保存实力。

1937年，我们离开延边远征南满，路途700华里，穿越雪海和密林，粮食吃光，我们扒雪找山菜充饥。

编入抗联第二军教导团后，我担任班长，参与多次战斗。

一次在庙岭，我们埋伏击溃敌军，缴获轻机枪和步枪，魏拯民副总司令指挥有方，无一伤亡。

机枪的火力密度是步枪的5倍，能在开阔地压制敌人，我们的战术是先用步枪吸引火力，再以手榴弹突击。

1938年，我们攻占林场，消灭日军，缴获大米和军需品，分给群众，部分工人加入队伍。

这让我看到，军民团结是胜利的保障。

敌人追击，我们火速转移到大蒲柴河，1939年春节，杨靖宇和魏拯民与我们共庆，那天文艺节目热火朝天，但敌人很快来袭，我们用交叉火力击退他们。

战局越来越艰难，1939年下半年，敌人重兵“扫荡”，我们化整为零，小分队分散活动。

杨靖宇1940年2月牺牲后，敌军更凶猛，我们靠草根树皮充饥，通信联系成了大问题。

一次我负责送情报给魏拯民，穿越敌人的哨卡，走了10多天，途中遭遇追击，我们用树木掩护还击，击毙几名敌人。

最终找到魏拯民，但局势已恶化，我们转移到苏联。

陈翰章和魏拯民相继牺牲，让我无比痛心，他们的壮举永世难忘。

回顾抗联第二军的斗争，从延边到南满，我们用鲜血和智慧铸就了民族脊梁。

那些战术，如埋伏和转移，不仅保存了实力，还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装备虽简陋，但通过巧妙运用，发挥了最大效用。

国际上，日军的侵略行为暴露了帝国主义的野心，我们的坚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骨气。

战争的残酷让人无奈，但军民同心的故事总能带来感动和敬佩。

你们是不是也好奇，这种游击战术在现代战场还能用吗？

或许结合无人机，能更精准；但核心是那份不屈精神，它永不过时。

每次回想，我都觉得自豪，这段历史值得每代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