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孔丹
孔丹，出身于一个充满红色历史的家庭，其父曾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则担任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副主任及国务院副秘书长要职。在“文革”前夕，他成为了北京四中的佼佼者，荣获北京市“优良奖章”，担任校团委副书记，并成为北京市首批中学生党员之一。孔丹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关键发起者和领导者，对“文革”初期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然而，因“西纠”事件，他两次身陷囹圄，父母也因此被江青同志指认为“西纠黑后台”，父亲被长期监禁，而母亲则不幸自尽。尽管如此，孔丹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曾担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之后又成为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
难得本色任天然
张劲夫，曾任国家经委主任的秘书，后来担任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这位国企领导人以其六十年的职业生涯，谱写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程。
镕基指派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戴相龙、陈元等人了解具体情况。在此期间，我频繁地进行汇报。向戴相龙同志汇报时，我详细讲述了几十分钟，戴相龙同志用苏北口音感叹道：“孔丹啊，这可是做假账啊，怎么能这样呢！”我回应道：“我明白这是做假账，情况严重，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此外，我还向陈元进行了汇报。
在那个时刻，央行旗下三位司局级领导汇聚一堂，其中一位是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另一位则是现任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第三位则是中国投资公司的谢平。彼时，他们均身兼司长重任，一同莅临光大集团，聆听我的工作汇报。这一事件在金融圈内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
镕基同志面色骤变，语气坚决地命令道：“此人必须立刻予以逮捕！”话音刚落，他迅速拿起电话，拨通了李鹏总理的号码。于是，北京方面迅速响应，立即对王亚克展开了抓捕行动。
匆匆忙忙赶到中南海，镕基同志的办公室内，九个座位中仅有一个空位留待我。罗干、戴相龙等同志均已在场，让我不禁尴尬不已。会议伊始，罗干宣布了人事任免。随后，镕基同志接着说道：“孔丹，你担任的总经理一职，是我所推荐的。你务必全力支持朱小华，并协助他。”
他性情激进，热衷于快速扩张。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香港媒体曾将他尊称为“金手指”——一个寓意着财富与成功的象征。光大集团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涉猎了众多投资领域。更为人称道的是，光大集团所购置的每一项资产都实现了价值提升，其投资的股票亦无一例外地迎来了股价的攀升。由此，朱小华被众人视为一位能够点石成金的神奇人物。
首先，投资战线应适度缩短，避免过长的战线导致分散，以及投资过于广泛；其次，资源应当集中投入，避免分散精力，而应集中力量在几个核心领域；最后，鉴于对经济形势的走向尚不明确，我们应当适当储备。我的这些建议与他所持观点存在差异。
米鹤都：怎么去光大？→ 如何去光大？
孔丹：张劲夫同志，作为我国国务委员，不仅勤勉于本职工作，更承担着对两个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专项管理职责，这两家机构分别是中信集团与光大集团。他曾与荣毅仁先生同居于北太平庄的一处院落，因此，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9年，荣毅仁先生创建了中信集团，而1983年，王光英先生又创立了光大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在光大集团成立之时，中央政府划拨的启动资金，其数额甚至超越了中信集团。
我曾清晰记得，那时我们投入了200亿元人民币，并额外划拨了2亿美元，这笔资金专用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二手设备的周转。在那个变革的关键时期，许多事情的成功都离不开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中信，正是在小平同志的委托下，由荣毅仁先生一手创立的，它填补了旧体制无法触及的空白，成为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创新实验。
自光大集团创立伊始，便迫切需要集结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您的秘书孔丹先生，无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精英，他对经济事务的掌握堪称得心应手，且理论功底深厚。不知是否有可能将他调入光大，以便他在我光大事业的发展中发挥其专长。这样的提议让我再次面临重要的抉择，若当时我选择了这一方向，那便可以称之为“下海”了。
自小，我与王军便情谊深厚。我们常一起下围棋，夜深人静时，常常从晚上七点谈到凌晨五点。下完棋后，他会用摩托车送我回家，我则骑自行车前往中南海执行公务。实际上，王军早已投身于中信的初创阶段。我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他直言：“你去光大有何益？你应该加入中信，既助人又助我。”于是，我拜访荣老板，恳请为他谋得一份好职位。
助理经理位于经理与副经理之间，虽非正经理之位，却级别颇高。其角色堪比副经理，隶属管理层之列。
当时我已年满37岁，但在那个时代，我依旧算得上是一位年轻的处级干部。中信的业务部门，正是中信的命脉所在，因此被委以襄理一职，在当时的中信已是相当不错的安排。王军找到我，说道：“荣老板有意给你安排襄理一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一点了。不过，在中信工作还是颇为可观的，我们拥有众多优越的发展机遇。”
我向劲夫同志进行了情况汇报。劲夫同志对我的出行态度持谨慎看法，他建议我继续留在政府岗位，认为我在政治素养、理论知识和工作实践方面都具备坚实的基础。紧接着，段君毅市委书记，也就是我中学时代同学段存理的父亲，主动前来找我，表达了他对我才能的高度赞赏，并希望我能够前往北京市任职。段君毅书记经过深思熟虑，询问了我的当前职务级别，得知是副处级后，便提出海淀区急需一位副区长，并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职位，他特别强调这是对年轻人才的特别关照。
即便不能踏足北京，上海亦不失为一个可前往之地。在那里，您可在经委担任副主任的职务，亲身投入实践。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由陈国栋同志担任，市长一职则由汪道涵同志执掌。两位同志均为华东地区的资深革命家，与劲夫同志私交深厚，彼此间的信任与友谊十分牢固。因此，劲夫同志对我所提出的推荐无疑将具有极高的分量。
面对眼前林林总总的优质选项，我愈发坚定地认为，政界并非我之所长。遥想80年代初，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经济模式正处在一个探索与变革的关键时期。中信与光大，这两个新兴领域，蕴含着无尽的探索与创新机遇。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明确了自身的定位，那就是投身企业，致力于经济领域的工作。
王军兄热情相邀，希望我投身中信或光大。在权衡之际，王光英先生的重要助手李新时与刘基辅先生均力主我加入光大。我的心中虽偏向中信，因其人才荟萃，但光大似乎为我铺展了更为宽广的天地。1984年9月，尽管劲夫同志一度犹豫不决，最终还是被我的坚定决心所打动，决定赋予我一个发展的机遇。于是，我踏上了光大的征途。
在迈出这一步之后，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就没有再变动。在光大16年，又到中信10年，就这两个地方。后来王军始终用一句话调侃我：你绕了半天又回到中信，为什么当年不直接来中信呢？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们给的官小啊。我说：绝对不是。
1989年6月以后，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决定，中央直属的五大公司只留中信，其他的都撤掉。我们当时就给姚依林同志写信，反映意见。因为光大在香港已经建立了很多业务联系，如果这么一撤，会造成香港社会的不稳定。王军这时又调侃了：让你来中信，你不来。这回把光大都撤销了，看你到哪去！不过，这也许就是人的命运。好在后来中央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保留了光大。
事实上，我亦曾对王军的前途深思熟虑。在我个人选择加入光大集团之际，便真诚地向王军推荐了我的高中同窗——秦晓。我们曾共同走过那段动荡的文革岁月，他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我，尤其在语言能力上更是出类拔萃，他曾担任外事局副局长的要职。我坚信，若秦晓能加入您的领导团队，必将为中信集团注入强大的动力。当我向王军郑重推荐他时，我的建议还是颇具说服力的。不久之后，秦晓便加入了中信，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王军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直至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王军晋升为董事长，秦晓也担起了总经理的重任。
米鹤都：您觉得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在经营策略上有哪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孔丹：自公司创立之初，中信与光大便在经营理念上呈现出鲜明对比。虽然它们在成立时都参照了部级架构进行构建，但中信的公章上刻有国徽，其规格已达到正部级标准。而光大集团虽力求拥有国徽，最终仅获得了一枚五角星，且其公章尺寸与中信相同。在中央政府下发的设立光大集团的正式文件中，明确指出该集团是按照部级机构进行设立的。鉴于我在这两家企业中均有长期的工作经历，因此在描述与比较的过程中，我时常会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
从公司架构上，当时朱镕基等很多部委领导都是中信的董事会成员。它的营运模式反映了荣老板的考虑，即中信不能像过去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部委办那样运行。但是，荣老板的思想非常实际，他知道离开了国家的支持就不可能展开拳脚。谷牧同志当时有个说法：如果不让中信走长安街，煤渣胡同总要让它走一走吧。
换句话说，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走都显得颇为困难，难道我们还要让人们在狭窄的巷弄中艰难前行吗？但要在这些巷弄间自如穿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部门的支持。鉴于此，荣老板早早便邀请了众多部委领导加入董事会，同时重用了多位经验丰富的工商界人士，继续让他们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无疑，王军及其所带领的团队是中信业务发展的中坚力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光英的经营策略独树一帜。他选择将总部落户香港，并在起步阶段便选拔了一批青年才俊作为骨干。凭借其个人身份和在香港的显著影响力，以及强大的国家信用支撑，他与当地的重要人物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王光英的领导下，光大集团在初期便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经营风格与战略格局。
当时，中信与光大两家公司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缺乏明确且稳定的成长领域。国家并未对具体应聚焦的行业或产业给出明确的指示。于是，一句流行语在业界流传开来：“只要有利可图，便当机立断尝试。”这样的氛围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举措的诞生。
此外，这两位领导在政坛上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荣老板最初担任副委员长一职，后晋升为国家副主席。王老板则是由政协副主席起步，最终升至副委员长的位置。随着光大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央政府委派了原人民银行副行长邱晴接替了王老板的职务。光大集团与人民银行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邱晴之后，朱小华继任，然而朱小华因故离职，随后刘明康接替其位，三代光大的掌门人皆由央行副行长担纲。至于现任的唐双宁董事长，他同样是从银监会副主席的职位上调而来，情况与之前类似。
自1984年以来，我一直在光大集团任职，直至2000年。光大集团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充满了曲折与挑战。尽管我与王光英先生的交往并不频繁，但李新时、刘基辅等人却成为了我的挚友。他们积极推荐王光英先生，并对孔丹先生赞誉有加。在我加盟光大集团之初，他们曾递交了一份申请进口二手设备的报告。他们建议我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孔丹先生审阅。于是，我协助对报告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并最终呈交。当时，机械委员会由薄一波先生主管，报告递交给薄老后，他在多个关键位置做了标记。当文件及批示反馈回来，他们惊喜地发现，薄老所标记的地方，正是我增补的内容。
我之所以能如此自信，主要源于我对办公流程的精通，以及对向上级汇报、请示及沟通的有效策略的娴熟运用。当时，王老板亦有意充分挖掘我在国家经委任职期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广泛的人脉网络，特别是在与各部委、办所建立的深厚联系。更重要的是，劲夫同志直接掌管光大和中信的运营大权。因此，在处理关键事项的请示和沟通时，向他寻求协助显得格外便捷且高效。
王老板深谙运用个人优势之道，因此特设沿海城市业务部，并赋予我重任。此部门致力于服务国务院指定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涵盖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我受命派遣代表常驻光大香港总部，协助这些城市推进对外开放。这些代表最终均肩负起各自城市驻港机构的领导重任。
米鹤都：在你执掌职务期间，光大集团经历了一宗严重的亏损事件，能否请您具体描述一下这一情况？
孔丹：中信公司最初命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当时各省也纷纷设立了自己的信托投资公司，它们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更可以称作是融资的大门。光大集团紧随其后，也成立了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亚克担任领导，他当时是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名处级干部。在短暂的时间里，王亚克就将光大信托投资公司的投资规模从最初的区区9亿元扩大到了高达140亿元。
然而，他在外汇交易领域遭遇了重重困境，一开始便亏损了高达4000万美元。尽管对于现今的大企业来说，4000万美元或许并不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为了试图挽回这一损失，他选择追加投资，再度投身其中，却再次损失了4000万美元，累计亏损已攀升至8000万美元。与此同时，中信集团在铜期货交易中也遭遇了相当可观的损失。
自1989年6月之后，原本归属中央的五大公司仅剩中信与光大两家。彼时，邱晴接棒王光英，执掌光大公司。紧接着，公司引进了一批央行资深司长，如外管局局长唐庚尧，以及刘纪元、李树存等资深前辈。在邱晴的领导下，我与她保持了深厚的私人友谊。我深知她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领导者，也是她一手栽培了我。1993年，中央政府将我与王雪冰同时任命为光大集团的副总裁，她对我们年轻一代寄予厚望。然而，王雪冰不久后便被调往中国银行任职。
邱晴向我言道：“孔丹，你须即刻肩负起一项重任。王亚克的状况令人担忧，连续的挫败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终日心神不宁。你将接替他的职责。你的首要任务是深入调查并全面了解情况，争取在三个月内向我呈上一份详尽的报告。在此之前，我在光大集团主管贸易、实业投资及港口业务。接受这一任务后，我坚定地承诺：‘我必将全力以赴，确保任务圆满完成。’随即，我迅速走上岗位。当时，光大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设在北京天坛饭店。刚一上任，我便对现状有了惊人的洞察。
总部与各办事处间设定利息差异，并将该差额视为总部利润，实则此乃一种误导性的盈利策略。
经过详尽调查，我惊觉事态的严重性！自接管工作未满一月，我便火速向邱晴进行了汇报。我指出，鉴于当前的高额利息，100亿元人民币在一年内可能面临22亿至24亿的损失；至于美元部分，据我所知，约有6至7亿美元的资金，按照12%的利率计算，一年大约会产生8000万美元的利息，折合成人民币，这一数字将超过5亿。将这两部分相加，预计一年内我们可能遭受至少25亿至30亿人民币的巨额亏损。
邱晴不禁惊呼：“孔丹，您切莫再开这种玩笑！”我回应道：“邱晴同志，您对我的信任如此深厚，我不得不向您透露真相。”随即，她邀请了唐庚尧、刘纪元以及李树存这三位长者，我单独向他们进行了详细的汇报。我逐一将相关资料与基础数据陈列在桌上，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唐庚尧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急切地说：“孔丹，你务必谨慎行事！此事切不可出差错！”我坚定地回应：“我以党性的庄严承诺来担保。”他指出，他们所采用的会计准则存在严重的问题。唐庚尧忧虑地表示：“若是如此，那我们恐怕就陷入绝境了。”我严肃地回应：“事实确实如此，不仅光大信托将陷入困境，它甚至会将我们整个光大集团拖入深渊。它就像一头危险的‘活老虎’，每年都要吞噬我们数十亿元的资金。”
米鹤都：当时这件事中央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孔丹：在90年代中期，劲夫同志已卸下重任，国务院的对外经贸工作由李岚清副总理掌舵，他亲自监管着中信与光大两大机构。邱晴同志对我说：“我们一同去拜访李岚清同志，你负责汇报情况，务必做到条理清晰，言简意赅。”于是，我随邱晴同志来到李岚清同志的办公室，向他详细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李岚清同志听后表示：“邱晴同志，此事关系重大，我恐怕难以独断。这牵涉到众多金融问题，我需向周镕基同志请示。”
即刻之间，他拨通了镕基同志的电话。当时，镕基同志身兼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重任，而李鹏同志则肩负着总理的重担。电话那头，岚清同志语气沉重地说：“我这里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务。光大集团遭遇了重大难题，我已无力应对，急需您的援助。”镕基同志性格刚毅，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没问题，我会亲自负责处理此事。”自那日起，中信与光大两大集团便正式归入镕基同志的管辖之下。
镕基指示由人民银行的戴相龙、陈元等人负责了解相关情况。在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进行汇报。向戴相龙同志汇报时，我详细讲述了十几分钟，戴相龙同志用苏北口音感叹道：“孔丹，这是在造假账啊，这怎么行呢！”我回应说：“我明白这是造假账，后果不堪设想，事情已经发生，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还向陈元进行了汇报。当时央行有三位司的司长，分别是现任中行董事长肖钢、现任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以及现任中国投资公司的谢平。他们三位都是当时的司长，一同来到光大集团，聆听我的汇报。这一事件在当时金融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近日，英国一家拥有悠久历史的著名银行——巴林国际银行，不幸遭遇了一位名叫里森的交易员。此人在外汇期货交易领域大显身手，却导致巴林银行蒙受了高达5亿英镑的巨额损失。里森利用伪造账目的手法，巧妙地将亏损隐藏在账目之中，难以被发现。当总部派遣人员前来进行审查时，他竟然谎称在花旗银行和巴黎银行拥有大量资金。随后，他巧妙地引导检查人员参与了一系列娱乐活动，从而成功蒙混过关。然而，终究纸包不住火，5亿英镑的巨额亏损将这家百年老店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此后，里森在新加坡服刑期间，竟然还出版了一本自传，题为《我是怎样搞垮巴林银行的》。而王亚克或许也能著述一部类似的作品，名为《我是怎样几乎搞垮光大的》。
我对邱晴这位资深同事充满敬意，她行事待人皆显大气。她曾言：“局面极其危急，需向镕基同志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最初由我着手撰写，后经邱晴细心修订。报告末尾，她自行增补了一语：“我难辞其咎，甘愿承担一切惩罚，只愿能保住光大。”我询问：“邱晴同志，这番话是否应该包含在内？”她回答：“我必须表明立场，主动承担责任。”镕基同志随即采取果断措施，让罗干秘书长介入此事，并对光大的管理层进行调整。罗干同志来访时，邱晴因此被免职，但并未被追究责任。到了1996年，管理层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任命央行副行长朱小华为光大董事长，并委派我为光大总经理。
朱小华刚刚履新，便荣幸地得到了镕基同志的亲自接见。我在光大大厦静候朱小华的到来，准备与他一同前往。我的司机虽见朱小华的车辆尚未抵达，依旧保持着耐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察觉到情况的异常。原本定于三点的会议，此刻已接近三点半。于是我催促道：“我们必须立刻出发！”尽管路上匆忙，我们最终还是及时赶到了中南海镕基同志的办公室。在室内的九个座位中，仅有一个空位留给了我。罗干、戴相龙等领导均已落座，这让我经历了一个小尴尬。会议开始后，罗干宣布了人事任免事项。紧接着，镕基同志语气坚定地说道：“孔丹，你是我提名任命的总经理，务必全力支持朱小华，协助他开展工作。你们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会议落幕之际，我们即刻投入到了解决方案的制定工作，那份方案经过了我无数次的修订。当初步方案初具雏形，我便与朱小华一同搭乘火车硬座，急速前往北戴河，期待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召开。我们肩负着厚重的资料，这些资料均是我悉心筹备而成。
在会议召开之前，我率先向镕基同志汇报了当前情况。他聆听完我的详述后，郑重其事地说道：“孔丹，你必须深刻认识到，此事责任之重大。”我回应道：“我明白，我会全力承担责任。”他再次强调：“若损失未超过25亿元，那便构成误导信息，你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坚定地表示：“镕基同志，根据预测，损失将超过25亿元，不会低于这个数额。”随后，审计署派遣专人对此损失展开调查，最终确定在一年内损失介于25亿至30亿之间，并且这一状况预计将持续。
镕基同志勃然震怒，果断下达严令：“此人务必即刻予以逮捕！”话音刚落，他即刻拨通了李鹏总理的电话。随后，北京方面迅速启动了对王亚克的抓捕行动。
国务院近日组织了一场专题办公会议，集中研讨光大集团面临的挑战。我们详尽地阐述了我们的应对策略，会议由李鹏总理亲自主持，朱镕基总理在会议进程中亦不时分享其独到见解。我们的方案经过周密的测算与评估。方案的核心在于推行债转股机制，即在债务无法清偿的情况下，债权人的债权将直接转变为我们的股权，从而使光大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全体股东的共有企业。我仍清晰记得，当时几位副总理对此表现出的焦急之情。
李岚清说：哎呀，你们这个里面有我们外贸系统的钱啊，你们不能不还钱呐！钱其琛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们那里生点利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得还！其次，除了大部分债转股外，方案里也安排少量还款。李岚清除了外贸还管教育，他说：教育是千万要保证的，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弄的钱。我说：各位副总理，按国务院指示精神，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但是我们得有钱才行啊，你们得给我们拨钱啊。
那段岁月宛如永无止境。当时，我常以“坐困愁城”来形容自己，意指内外皆无援助，粮草不济，陷入困境，举步维艰。所采纳的最终方案，除了极少数款项需偿还外，其余部分基本实现了债务转股权。此方案系陈元与央行数位司长共同商讨的成果，并在北戴河举行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最终得以确认。
北戴河会议的帷幕缓缓落下，朱小华随即表明：“对于这些情况，我尚不甚明了，今后具体事宜的处理，便请交由你全权主持。”我回答道：“镕基同志曾明确指示，要我竭尽全力协助你，既然你对我如此信任，我便义不容辞地接受这一重任。”于是，在人民银行举办的债权人会议上，陈元同志的主持重任便落在了我的肩上。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次会上，ZYK的身影格外显眼，他当时刚刚接任中石油总经理不久。陈元同志开口说道：“今日我们齐聚一堂，正是为了共同商讨解决光大信托的问题。”
孔丹同志，请您首先对经国务院批准的方案予以详细说明。紧接着，我将依据原稿，逐一陈述方案的具体细节。在讨论到欠中石油3亿美元债务的问题时，ZYK突然转向财务总监，情绪激昂地表示：“您的过失可谓不可饶恕，即便逃过一死，也应受到严惩！”诚然，在1996年，3亿美元乃是一笔相当庞大的资金。那时，中石油正是将闲置的资金注入我们，寻求资金的增值。自此，中石油的财务总监贡先生便每日不断来电，甚至深夜也未曾间断。在接到他的电话时，我只能无奈地回应：“即便将我推向绝境，我也无力偿还！”
事实上，若光大信托当初采纳了我的建议，成功实施了债转股——此举正是我所倡导——那么便等同于达成了止损的目的。债权利息的支付将不复存在，140亿债务将转化为债权人持有的140亿股权。实际上，光大信托的总资产并未触及二三十亿。根据测算，若光大信托进行清算，每股的收益预计仅为几分钱。然而，债转股方案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最终导致不得不重新偿还债务，并支付利息。累积来看，光大信托对光大集团的损失已高达约140亿资产价值的九成。
债转股计划的推进最终不得不作出妥协，尽管债务偿还期限被延期，但最终仍需履行偿还义务。面对这一挑战，首要任务是筹集必要的资金。朱小华曾服务于人民银行，凭借其丰富的背景，他邀请了工商、农业、中国和建设四大银行的行长共聚晚餐，并恳请他们的援助。各银行纷纷向光大集团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人民银行则额外提供了2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在各大银行的全力协助下，光大集团成功募集了近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资。
最初，光大集团面临的是资金周转的迫切挑战，但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源于投资失误导致的严重经营难题，这一问题比资金流动性危机更为严重。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如何着手解决？对于资金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优化现金流管理来缓解压力；而对于经营困境，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盈利来弥补亏损，唯有提升收入，才能有效填补这一财务缺口。
米鹤都：朱小华出状况了？
孔丹：朱小华，凭借其丰富的职务经历，早已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与部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各省的交往亦和谐融洽，其影响力不容忽视。在镕基同志的举荐下，他荣任光大集团董事长一职，彼时他怀揣满腔热血，志向满怀。此外，朱小华的活动能力更是出类拔萃。恰逢中国移动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光大集团成功认购了1.5%的股份，而中信仅获得0.5%，这一事实充分彰显了众人对他深切的信任与广泛的支持。
他性格鲜明，热衷于快速扩张。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曾一度被香港媒体赞誉为“金手指”——那是指挥财富增长的神奇之手。光大集团财力雄厚，涉猎广泛的投资领域。不论光大集团购入何种资产，那资产即刻价值倍增；不论其购入哪只股票，那股票的股价也随之节节攀升。因此，朱小华被众人比作那位能够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首先，我们必须合理调整战线长度，避免战线过长，切勿盲目投资于每一个项目；其次，资源分配需有所侧重，行动不宜过于分散，而应集中力量于若干核心领域；再者，储备资源亦不容忽视，鉴于我对未来经济走势持审慎态度，这些看法与他所持观点存在一定差异。
当时，我们在香港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它们分别是光大国际、光大科技和光大金融。
我所倡导的策略是将资金在市场看涨之际合理调配，以此确保现金流回集团，进而达成我们的盈利目标。当时，我们果断实施了一项重要策略，即将光大银行的部分股权注入到光大金融中，此举迅速推高了其股价，短短一天之内，股价便从五六元激增至十五六元。我明确指出，这无疑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绝佳时机，并建议适时适量地减持股份，我将这一策略形象地称为“一箭双雕”。此举措不仅推动了光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还在特定环境下实现了股权的变现。原本股价仅维持在五六元左右，如今却攀升至十五六元，若能把握时机进行套现，必将从中获得丰厚的收益。
但是亚洲金融风暴一来，股价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把这叫过山车效应。有那么几天非常好，你如果抓住了利用好的话，就是套现，就能获利。结果呢，朱小华都没有做，失去了这个机会。朱小华也非常懊悔。我说：你要做了，你那手指就真的成金手指了。这个机会失去以后，朱小华时期光大的投资也都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单从一个实业的角度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朱小华的过度自信与乐观心态，不幸导致光大在经营战略上错失了宝贵的机遇。不妨以荣智健及其团队在1996年出售中信泰富约20%股份的案例为鉴，当时中信泰富成功套现近100亿港元。这一行动发生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100亿港元的套现金额无疑是一笔巨额资金，预计的盈利可达五六十亿港元之巨。然而，光大却未能把握住这样的绝佳良机。
光大集团在香港的财务签字流程，被细分为A、B两组。A组由朱小华担任组长，并配备数名成员；而B组则由我负责领导，成员同样为数不少。朱小华才智卓越，但在自我权力的运用上，却显得缺乏有效的控制和适度。随着协助他工作的人员逐渐增多，他的判断力开始显现出不稳定。在众多朋友的簇拥之下，他在资金调配的问题上，渐渐倾向于避免与我进行沟通，甚至有时会绕过我来处理事务。即便身为总经理，他也很少向我通报相关情况。
关于此事，我觉得朱小华可能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你为何要绕过我呢？我仅仅是想要弄清楚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显然，我的行为一向秉持正直，那些不端或不合法的行为通常与我无关。
“我确实不知情，对于你们核实的情况，我也未曾听闻。”不久，检察院亦来询问，质疑我作为总经理为何未参与其中。我向他解释了香港公司运作中的A、B组模式。
在此次事件发生之前，中组部与我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期间，我向他们详尽地表达了我对小华的看法与评价。需强调的是，这些观点和看法我早已公开，并在多个场合以不同形式向小华本人传达过。我坚信，在选拔干部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尽管我仅是他的总经理，而你们身为组织的代表，故此，在适宜的时机进行谈话，在适当的时刻进行教育，同时，也应将孔丹同志对他所作的评价传达给他。1999年夏末秋初，朱小华接受了“双规”措施，而在此之后，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明康接替了光大董事长一职，我则继续担任总经理，与他一同共事。
光大集团所遭遇的困境，实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此情形下，集团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且未能获得国家资本金的充分注入。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其发展道路无疑布满了荆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兴衰更迭本是常态。然而，光大集团却似乎背负着“大而不能倒”的重担。与此同时，它还需应对来自垄断企业的压力和激烈的市场竞争。
光大发展的轨迹，蜿蜒曲折，充满挑战与考验。遗憾的是，至今我尚未找到一部能够全面概述其历史的著作。至于中信的历史，倒是有一本名为《艰难的辉煌》的书籍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在香港，也出版了一部同主题的著作——《中信三十年》。然而，关于光大的系统化历史记录，我始终未能觅得。就在那时不久，我便告别了光大，转而加入了中信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