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曾在“文革”风云中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以及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并且荣幸地成为了第九届和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随着“文革”的结束，他被视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遭受了长达十八年的牢狱之灾，直到1995年，他完成了服刑的全部过程。1998年，我的父亲，知名作家“夕阳人影”，对他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访谈。以下便是与徐景贤对话的摘要，现在予以整理并呈现于众。
夕阳人影：众所周知，文化圈内人士均对会泳在游泳领域的造诣及其在江青主导的“革命样板戏”运动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赞誉有加。因此，在“十大”时期，江青亲自将他提拔为“革命文艺战士”，并将其纳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行列。随后，江青再次提名，使他荣耀地担任了文化部长的职务。当时您在上海主管宣传文教工作，作为市委书记，您与于会泳的交往自然十分密切。
徐景贤：无疑，我与于会泳的交情既深且笃。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的教职，身材并不高挑，面容端方，眼眸细长，带着几分眯缝，嘴角总是挂着那份慈祥的笑意。我常半开玩笑地戏谑他：“若将你塑造成漫画人物，其特征必然栩栩如生。”他的嗓音略显沙哑，尽管身为作曲家，他却最不愿意在人前即兴吟唱。至于王洪文和王秀珍，他们的境遇自是迥然不同。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同时担任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及副主任。每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我总爱半开玩笑地说：“老于，来一曲如何？”他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婉拒：“哪能呢，确实不行。”说话间，他的语速颇快，偶尔还带着些许口吃，但每当拿起笔开始作曲，便能够流畅自如，毫无阻碍。
他诞生于山东乳山县的一户寻常农家，自小便对吹拉弹唱情有独钟，各类乐器皆能游刃有余。1946年，他踏入胶东文工团的行列，参演了多部小歌剧。他对民间音乐与戏曲音乐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京剧的曲牌与唱腔，更是了如指掌。在文工团的岁月里，他已开始着手为新编历史京剧创作唱腔。
随着上海解放的曙光初现，得益于文工团的推荐，他在1949年6月得以踏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圣殿，深造期间表现卓越，赢得了贺緑汀院长的特别青睐。院长对他才华的信任无以复加，便将他留校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此后，他又被擢升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他的妻子同样对音乐情有独钟，身为上海合唱团女声部的杰出歌唱家。
夕阳人影：这位艺术学院教师看似平凡，然而，名噪一时的江青又是如何察觉到他非凡才华的呢？
徐景贤：1965年，江青在上海积极推动京剧的革新进程，将广受全国关注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带到当地舞台上演。此举迅即激起了上海各家报纸纷纷刊登各类评论文章的热潮。
某日，江青在翻阅《文汇报》之际，目光被一篇题为《从<红灯记>谈起——戏曲音乐需服务于英雄形象的塑造》的评论文章所吸引，该文作者署名为于会泳。她对此文赞赏不已。
在探讨京剧如何演绎革命现代戏的议题上，他鲜明地指出，若京剧的目标是呈现革命时代的戏剧作品，那么对现有音乐与唱腔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便势在必行。因为那些陈旧的曲调已无法与新时期的戏剧内容相契合。他进而提出，每一部京剧现代戏都应创造一套独具特色的唱腔，唯有经过精心编排的唱腔，才有望广为流传。
调查此人身份。
尽管张春桥长期在上海执掌文艺界的诸多要务，他却对游泳所知不多。江青偶然发现了一位隐藏的人才，张春桥自是不敢对此有所懈怠。
得知会泳出自革命老区，并且拥有文工团的宝贵经验，江青便立刻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内接见了这位人士。她对会泳的文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精准地捕捉了文章的核心精髓。同时，江青向张春桥强调，在接下来的革命现代戏创作中，必须充分挖掘并发挥会泳的杰出才华。
遵照江青的明确指示，张春桥特地指派于会泳负责上海京剧院的重量级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等剧组的音乐设计工作，担任组长一职。此后，于会泳便成为了江青和张春桥所依赖的得力心腹谋士。
踏入《海港》剧组的创作团队，于会泳便敏锐地察觉到江青对程砚秋唱腔的独特偏爱。基于此，他在为女主角方海珍量身打造的唱腔中，巧妙地融入了程派唱腔的柔美与深邃。剧中，方海珍高亢地吟唱“忠于人民，忠于党”，她的歌声如同汹涌的波涛，起伏跌宕，激荡着观众的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于会泳将录音呈现在江青面前，江青聚精会神地聆听，对唱腔设计赞叹不已，连连点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分量愈发加重。不久之后，江青便认定《海港》的音乐质量已达标准，但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却存有保留看法。因此，她决意将于会泳调入该剧组，并赋予他全面负责音乐艺术加工的重任。于会泳加入《智取威虎山》剧组后，在唱腔设计的实践中，逐步领悟了江青的喜好，工作愈发勤奋，更贴合她的期望。
他曾这样对我言道：“自孩提时起，便在母亲的熏陶之下，对京剧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热爱。”他的母亲，一位纯朴的农村女性，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却对京剧情有独钟。在这样的环境浸染中，他对京剧的各个流派与唱腔早已了如指掌。在音乐学院的深造过程中，他不仅能够随口吟唱，还能将乐谱一一记于心。他将民族音乐的精髓与西洋音乐的元素巧妙融合，使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现。以往，京剧的伴奏多依赖于京胡、二胡和板鼓，而他则勇于将整个交响乐队融入其中，营造出壮阔的气势。他将传统京剧的韵味与西洋作曲的技巧完美结合，开创了京剧艺术的新篇章。
于会泳在两部影片中的精湛表现，逐渐赢得了江青的格外青睐。正值1966年国庆佳节，江青破例批准《智取威虎山》进京献演，并特地安排于会泳乘坐飞机前往北京。抵达京城后，江青亲自派遣秘书驾驶豪华轿车将其接到剧场，并与他同席共赏演出。演出结束后，江青又特意安排于会泳上台，与全体演员们亲切交流。于会泳对此深感荣幸，内心充满了喜悦。
夕阳人影：然而，随后却遇到了波折，传闻红卫兵计划对他进行批判。
徐景贤：“既然你将重返上海，务必紧随革命青年们的步伐，与他们并肩作战。”
1966年岁末，于会泳重返上海。鉴于江青与张春桥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位上的显赫地位，他毅然选择紧随其后。于是，他在学院中贴出了一份题为《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声明，表明自己已投身于造反的行列，并表示将与红卫兵们并肩作战，共同抗争。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与姚文元重返上海，亲自指挥造反派发起了旨在夺取权力的行动。抵达上海后，他们与包括于会泳在内的多位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一月份的夺权行动顺利完成后，张春桥在上海的公开场合多次明确表示，他坚定地站在于会泳和艾玲两位同志一边。（《文汇报》记者）。
因此，于会泳回归上海，再次肩负起样板戏剧组的领导重任，同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职，以及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的主导角色。他集中主要精力，致力于对几部样板剧组的监管与推进工作。
夕阳人影：样板戏，听江青的。
徐景贤：1965年，当江青在上海开始投身于影视艺术的创作生涯时，她选择了位于徐汇区的太原路招待所作为自己的临时住所。这座招待所的建筑风格古朴而典雅，洋溢着浓厚的法国风情，其历史可追溯至往昔，曾是法国公爵狄尔达的私人宅邸。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之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曾在此短暂逗留，因此，老上海人亲切地将之称为“马歇尔公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栋建筑曾一度成为林彪的居所，林彪还特意安排妻子叶群在上海市教育局担任职务。随着林彪权力的不断扩张，这栋建筑最终落入了江青的手中，成为了她的住所。
这座住宅宛若一座微缩版的巴黎凡尔赛宫，其前方铺展着一片生机勃勃的宽阔草坪。踏入庄重的大铁门，一条由沥青铺就的小径在树木婆娑的阴影中曲折延伸，循着阶梯逐级攀登，便迎来一段连绵不绝的长廊，车辆得以在此处的阶梯旁停放。
为确保江青的安全，并杜绝外界人士的窥探，警卫部门特意将花园周边的居民进行了搬迁，并对太原路上面向正屋的那排民居的窗户进行了封闭处理，以便警卫处的家属入住。这样一来，江青便能在院落中自在地散步、沐浴阳光，无需担心受到干扰。
“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安眠。”随后，她便开始积极动员大家共同协助她捕捉蚊虫。鉴于她坚决反对在室内使用杀虫剂或点燃蚊香，众人无奈之下，只得在她外出时，暗中派遣人员潜入她的住所，为她驱赶那些烦扰的蚊虫。
然而，江青在此处接待编剧与导演的情景实属难得。她在此处深思熟虑剧本的修订方案，边用餐边深入研究，随后便拿出录音机，对着话筒逐一详述她对剧本修订的独到见解。接着，她将录音带递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接过录音带，先行聆听，随后又召集了会泳等几位核心创作人员共同收听，以便共同商讨如何实施这些修订意见。剧组全体成员未能直接聆听江青的录音，而是通过这些主创人员传达她的修改指令。
张春桥同志在获悉江青同志的录音反馈之后，毅然决然地宣告：“纵然我们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决策的大权依旧牢牢掌握在江青同志手中。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领域，我们必须恪守‘一言堂’的规则，一切终局决策权归属于江青同志。”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尽管‘百家争鸣’得以提倡，然而决策的重任最终还是集中在了江青同志一人身上。”
江青的见解中，诸多独到之处可见一斑，这主要得益于她对戏剧与艺术的深刻洞察。无可否认，她在戏剧艺术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既精通京剧，又涉猎影坛，因此能够提出一系列切实而中肯的观点。然而，在某些方面，她的思考仍显不够周全，面对政策的不断变化与灵感的频繁涌现，有时她也会不自觉地提出一些不够周全的建议。
在深入讨论她的建议过程中，剧组的创作者与演员们之间频繁出现分歧。然而，正逢那个特殊的时期，对于江青的任何指令，哪怕是微小的疑问或是些许的不满，也难免演变成一场政治上的争议。
自被调至剧组并肩负起领导的重任以来，会泳便着手搜集了大量关于江青的不满信息，并亲自向张春桥做了详细的汇报。对此，张春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回应道：“请将你的报告以书面形式提交上来。”
深入领悟了张春桥的指示要义，会泳便以样板戏领导小组的身份，陆续提交了数份书面报告。在报告中，他具体阐述道：“上海京剧院的技术指导李仲林、演员王正屏、支部书记李俐等人，涉嫌散播恶毒言论，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诽谤，为此，特此恳请领导批准，对他们实施逮捕并进行审查。”
“群众可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处理，由会泳同志具体负责。”这一批示匠心独运，巧妙地将责任转移至民众 shoulders。
李仲林，一位技艺精湛的导演，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编排过程中展现出卓越才华。他早年以武生形象活跃于舞台，成功塑造了杨子荣这一经典角色。王正屏，京剧界正字辈的杰出代表，擅长饰演花脸，因在新编京剧《黑旋风李逵》中出色地塑造了李逵的形象而荣获殊荣。在《智取威虎山》中，他所扮演的李勇奇角色亦倾注了他的心血。支部书记李俐自幼便投身于部队文工团，转业后投身于上海京剧团，全心投入于党的教育事业。这些对京剧艺术充满热爱的艺术家，在《智取威虎山》的制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因对江青、于会泳的不满，他们遭受了无端的指责，被无端冠以攻击中央领导的罪名，未经过审判便被迫承受了数年的牢狱之苦。
夕阳人影：显而易见，张春桥与您同样倾注全力，无私地鼎力支持着会泳的发展。
徐景贤：此外，张春桥与我均对会泳倾力支持。1968年，会泳率领《智取威虎山》剧组进京公演，张春桥对其所做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议将其推举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候选人。常委候选人的名单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方可上报中央审批。
1969年春初，名单审核工作顺利落下帷幕。正当即将将成果提交中央之际，张春桥同志于康平路市委小礼堂203号会议室，主持召开了领导层的碰头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聆听“组织组”的工作进展汇报。在文革特殊时期，市委组织部历经变革，正式更名为“市委政治部”。的政治审查情况。
那日，我先行一步踏入会议室。一位负责“组织组”的同志引领我至会议室的一隅，轻声告知：“在检视于会泳同志的档案时，我们发现了他早年投身山东革命队伍时亲笔书写的一张纸条，其内容似乎存在疑点。”听闻此言，我心头一震，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具体情况。
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于会泳毅然决然加入了胶东文工团，随部队来到了山东烟台，为战士们带来无尽的欢乐。那一年是1947年，国民党对胶东解放区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猛烈攻势，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战略撤退。于会泳所在的文工团也随着主力部队一同撤离。在撤退前夕，每个团员都分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烟台遗留的救济物资，包括军毯、布料、罐头、食品以及奶粉等。鉴于战略转移的限制，携带如此大量物资实属不易，文工团领导便作出决定，将这批物资打包后埋藏于地下。在整理打包的过程中，于会泳特意留下了一张纸条，并附上了一张照片。
蒋军兄弟，若在你们追寻这些遗物之际，我恐怕已踏上归途。家中仅有一位年迈的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若你们尚怀有一丝仁慈，恳请将这些遗物代为转交至我的故乡。即便我在九幽之下得以安息，心中亦将涌满感激。纵然取走我的物品无损于你们，但还望将我的照片一并归还，让母亲得以寄托哀思。照片背面已清晰注明我家地址。
他刚写完那张纸条，不料却被文工团的指导员捕捉到了。纸条并未被妥善收好，随意地塞进了于会泳的档案袋中。因此，在审阅于会泳的资料时，那张纸条意外地浮现了出来。
“待会儿我们再做深入交流，春桥同志届时将列席本次会议。在向他汇报详细情况之后，我将再做决策。”
会议进行间，"组织组"的负责人依次朗读了常委的名单，若无异议，便迅速翻页。然而，当会泳的名字被念出，我不禁好奇地发问：“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话音刚落，张春桥便随和地接话道：“关于此事，我早已有所耳闻。记得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曾赴京，将矛头指向会泳，这不过是导火索。而这封信，最终并未付诸实践。”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时豁然开朗。原来，在提名会泳为常委之际，张春桥就已洞察了会泳过往所存在的问题。
在会议席上，我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据我观察，问题并未达到严重程度。核心是审视于会泳当下的表现。”张春桥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他的话语一落，其他市的“革委会”领导成员均未发声反对。“组织组”紧接着便决定将于会泳纳入名单。我接着补充道：“在向上一级机关提交审查文件之际，务必避免透露那份纸条上的内容。”得益于张春桥与我的大力支持，会泳同志成功当选为上海市“革委会”的常委。此后，张春桥与我亦携手提议，将他推举为“九大”的代表。
“我决不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的信赖，我立志投身文艺革命事业，矢志不渝。”他深知，若非众人的竭力举荐，他难以获此市“革委会”常委与“九大”代表之殊荣。自此，我与于会泳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
夕阳人影：得益于张春桥先生的鼎力支持，于会泳荣幸地被委以市“革委会”常委及“九大”代表的重任，其政治地位因而显著提升，同时也为其事业的迅猛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徐景贤：“无论您所需为何，我都将倾尽全力，为您提供支援。”为此，我特地从“牛棚”的困境中解救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晋，并与北京的谢铁骊携手合作，共同执掌《海港》的导演之职，最终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在经典之作《龙江颂》中，女主角江水英这一角色，最初由资深演员张某以其精湛的演技完美塑造。张某因擅长扮演大家闺秀旦角而名噪一时，然而在此部作品中，她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角色转变——扮演一位农村大队的支部书记。乍看之下，这样的转变似乎显得颇为突兀。但导演于会泳果断地做出决定，力排众议，将年轻演员李炳淑推到了主演的位置。正是这一颇具胆识的选择，使得该剧在舞台与银幕上均稳占一席之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交口称赞。
毛主席与周总理均对该剧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对李炳淑的表演艺术，更是赞不绝口。周总理特地在北京观看了该剧的精彩演出，演出落幕之后，他还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
今日，我款待嫦娥吃炸酱面。
李炳淑荣归故里，喜悦之情溢满眉宇，她激动地与我们分享了一段毛主席亲自接见她的难忘往事。这一喜讯传来，我和于会泳亦深感由衷的喜悦。
数年之后，江青感受到连番上演的八出样板戏开始显得略显乏味，于是决意引入新鲜的剧目。她随即下达命令，指示于会泳着手筹备新的演出项目。首要任务即是，指派北京京剧团——该团曾出色地演绎了《沙家浜》——对《杜鹃山》进行改编，并将改编后的作品公之于众。
当时，北京京剧团的编剧阵容相对薄弱。在会泳的商议下，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将原上海歌剧院的王树元调入北京，担纲对京剧剧本进行全新改编的重任。剧本编撰完毕后，寻觅柯湘这一角色的合适扮演者成为一大难题。江青特意指派上海京剧团的杨春霞出演此角。会泳通过电话告知我这一决定，我随即批准杨春霞及其丈夫“借调”至北京，实则是对她的长期调动，旨在让她主演《杜鹃山》。自此，这部戏迅速声名鹊起。
投身于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于会泳始终如一地遵循江青的指导，因而赢得了她深深的信赖。他察觉到于会泳身体抱恙，常日以继夜地辛勤耕耘，江青多次慷慨地赠送自用的滋补药材和进口药品，以助他调养身体。于会泳对此感激涕零，即便这些药品价值不菲，他也从不私藏。他特意将一包葡萄糖从北京寄往“南京路上好八连”，以此象征江青对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的深厚关怀。此举让“好八连”深感荣幸，遂将此物陈列于展览会中，供众人瞻仰。
夕阳人影：据传，在中文文艺领域，会泳、刘庆棠和浩亮被赞为“三大台柱”，且均受江青青睐。这则传闻真的有根据吗？
徐景贤：国务院特设“文化组”，由吴德担任组长。该组副组长一职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刘贤权担纲，他此前曾担任青海省军区司令。江青提议，鉴于会泳已被任命为“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与浩亮亦同时加入“文化组”，三人共同执掌艺术创作领域的核心权力。
刘庆棠曾领衔主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中他生动地塑造了党代表洪常青的形象。钱浩梁，本名浩亮，因名字读音略显拗口，毛主席便将其更名为浩亮。浩亮先生在京剧《红灯记》中出色地扮演了李玉和这一关键角色。
他们三人如同影子般紧随江青左右，对其称呼时唯有“首长”这一尊称。他们频繁出入江青的居所，或是江青亲自召唤，或是他们主动前往汇报工作。江青的命令经由他们之手传递至文艺界，即便是当时的“文化组”组长吴德，亦需向他们请教江青的指示。
江青不仅与他们就戏剧事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多次邀请他们莅临钓鱼台，共享欢聚时光，并在牌桌上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即便江青远走他乡，她亦总是不忘邀请他们同行。记得有一次，江青南行至广州，赵紫阳便毅然随她一同前往。前广东省委书记热切地期盼她的到来。然而，江青平日里鲜有伴侣相伴，这让她深感孤独。为此，她决定将泳、刘庆棠和浩亮三位友人邀请至广州。在那段时光里，江青不仅与他们共同探讨创作，也渴望他们的陪伴，一同欢愉，玩牌、畅游于碧波之中。
某日，江青设宴款待了乔冠华与章含之伉俪，并特邀文物局首脑王冶秋共赴盛宴。晚餐时，与会者共品蟹宴，会泳、刘庆棠、浩亮亦列席其中。江青在席间戏谑地对乔冠华夫妇及王冶秋言道：“近日传闻我身边有‘面首’，大家不妨瞧瞧，若真有其人，非他们三人莫属。”显然，江青此言不过是信口开河，并无深意。
不久之后，于会泳将这番言论转述于我。我特意查阅了《资治通鉴》中相关章节，方才深刻理解了“面首”一词的真正含义。江青敢于在乔冠华等众目睽睽之下提及那些广为流传的谣言，这也充分揭示了她与这三位人物之间关系的紧密。
他们三人紧密相连，宛如同根而生，我常戏称他们为“三剑客”。而王洪文和王秀珍则亲切地称他们为“三驾马车”。他们自豪地自称为“三位一体”。凭借江青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得以享有众多特权。
那一年夏日，江青破例特许他们三人以贴近生活为由，前往山东避暑。他们自济南徒步至青岛，途中，国务院“文化组”亦向各地发布关照，明确指出他们系江青所派遣，旨在深入生活一线。所至之处，他们均受到极高的礼遇，入住最豪华的招待所，并得以参观北海舰队的神秘军事设施。在此期间，乳山县的山东子弟也借此良机返乡探亲。最终，他们在青岛海滨的疗养院中逗留数日，尽情沐浴海浪，享受阳光的洗礼。
于会泳又一次向江青敞开心扉，倾诉了自己对一睹红色娘子军革命根据地风采的强烈愿望，而他在此之前，尚未踏上过海南岛这片土地。江青对此表示了赞同。于是，于会泳再次肩负起领队的重任，与刘庆棠、浩亮一同踏上征程，他们游览了五指山、三亚等地，尽情地欣赏了天涯海角的壮丽景色。尽管他们以江青的名义行事，却并未深思此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人致信中央，指控他们几人借江青之名在外欺压他人，展现出一种权势跋扈的姿态，无度地索求。江青在收到这封信后，妥善地将它保存起来，并对他们给予了有力的保护。
夕阳人影：自此以来，会泳同志光荣地担任了文化部部长的职务，然而，在其背后，是否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内幕与故事？这一谜团亟待被揭开。
徐景贤：在1975年的伊始，我有幸踏上北京的沃土，亲历了十届二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召开盛况。此次会议的重头戏，聚焦于对四届人大会议的议程进行周密部署，并对政府工作报告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与此同时，会议亦在积极筹备新一届政府人选的名单。
尽管全会尚未画上圆满的句号，但某日，张春桥携着春风般温暖的笑容，莅临京西宾馆，探访了上海代表团下榻的客房，并与马天水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身兼上海市委书记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双重职务）我与王秀珍讨论了下届政府人选。
他透露，政治局已对国务院部长人选进行了细致审议，并计划在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公布名单。在关于文化部部长一职的讨论中，周总理表示，已有合适人选被提名人选，但最终的决策权将交由现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继续担任。(茅盾)“考虑到这一状况，我正在思考是否取消对徐景贤的指派，改由朱永嘉接替，不知这样的安排是否妥当？”
昔日，朱永嘉身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重任，同时掌握市委“写作组”的核心权力，更受姚文元的深切信任，成为《红旗》杂志在上海地区的核心组稿团队骨干。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的领导下，他被誉为一支得力的笔杆，两人都不愿将他调离上海至北京。直至江青提出，鉴于会泳已担任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一致表示赞同，此举最终得以顺利实施。
自担纲文化部长一职以来，会泳部长郑重声明，他将彻底打破文艺黑线所束缚的旧文化部格局。他并未选择入驻旧文化部的大楼，而是另辟蹊径，在北京找到了前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产，将其作为全新的办公场所。在选址最终确定后，他诚挚地邀请我亲临参观，并共赴了一场愉快的晚宴。
踏入那日，眼前豁然开朗的是一条宽敞的胡同。胡同的尽头，一扇涂饰着鲜红油漆的大门后，隐藏着一个宽敞的大四合院。步入院中，一条由石板铺就的小径蜿蜒向前。院内的房屋经过精心的修缮，外观上流露出中式琉璃瓦的古典韵味，而内部则洋溢着精致的西式装饰风格。现代化的卫生设施一应俱全，暖气设备更增添了几分家的温馨。穿过院后的月洞门，便可见到一个开阔的花园。园内布满了石桌、石亭、绿树环绕，以及人工堆砌的假山，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致。
在我一同游览园林之后，于会泳引领我至一家装饰精美的餐厅。桌上早已摆满了各式佳酿与美食，而他更是特意邀请了京剧界的知名演员杨春霞与齐淑芳共赴盛宴。于会泳脸上洋溢着自豪，向我得意地炫耀道：昔日，在这座大使馆的深处，隐匿着一位技艺超群的特级厨师，他精通烹饪地道的北京烤鸭。自我接管这所大使馆以来，那位厨师也光荣地加入了我的团队。提及这段过往，他的情绪顿时激昂，话语中不禁带着几分颤动。
品鉴烤鸭之际，我不由自主地好奇询问：“作为国务院部长，您在未来的工作汇报中，是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还是采取某种特定的沟通途径？”（春桥）“您好，我是副总理。”于会泳坚定地回应，“烦请将江青同志的指示转达给我，我将全权负责其传达。”
紧接着，文化部长竟未向总理寻求支持，亦未就此事咨询副总理。直至江青表示不愿介入，她才对于会泳下达指示：“你应去找副总理春桥同志商议，毕竟他才是负责你们部门事务的负责人。”于是，于会泳立刻前往张春桥处，却又旋即返回江青身边。张春桥对这起纷争心知肚明，便乐于置身事外。
刚履新部长职位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便精心策划并制作了电影《创业》。这部影片生动展现了大庆工人在艰苦环境中奋勇拼搏的辉煌历程，同时也充分展现了石油战线上领导者的风采。电影制作完成后，便被迅速送往北京，接受了严格的审查。文化部部长及副部长等高层领导亲自莅临文化部的小型放映室，对该片进行了细致的审阅。现场，还有《创业》的制作团队全员，包括编剧张天民等核心成员。
随着银幕上的光束渐渐黯淡，于会泳的内心涌动起一阵狂喜，他情不自禁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由衷地发出赞叹：“这真是一部实属难得的杰作！”观影之旅落下帷幕，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我分享这份喜悦，迅速拿起电话，激动地连声告知：“好消息，好消息，我刚刚看了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
不料数日之后，江青审阅完影片，怒不可遏，严厉指责该片是对刘少奇的歌颂，甚至将原石油部的领导一概视为刘少奇的亲信，予以无情批判。姚文元亦紧随其后，指出影片中的诸多重大瑕疵。于会泳现场惊愕变色，不得不将“首长”提出的十项意见逐条记录，并下令长春电影制片厂必须进行修改，否则严禁该片上映。
影片编剧张天心心中郁积，遂致信毛主席。毛主席审阅了该影片后，批示道：“该片并无明显缺陷，建议予以上映。不宜过于严苛，尤其是所列举的罪名多达十条，实属过分，不利于调整我党的文艺政策。”在毛主席的批评声中，江青迅速退却，最终只能由会泳勇敢站出来，承担起否决《创业》的责任。
1975年，随着“批邓”运动的深入推进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会泳同志两次转达了江青同志的特别指令。她明确指示，我们要全力以赴投入创作，专门揭露“走资派”的文学作品。同时，她特别强调要精心挑选具有代表性的“走资派”形象，以便更生动地展现党内两条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
上海正全力加速《春苗》电影的上映步伐。该片的筹备工作已历时良久，起初并未将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融入其中。但在审阅过程中，我坚信引入这一元素实属必要。编剧团队历经多次努力修改，但效果始终未能如我所愿。因此，我指示市委“写作组”下属的电影小组进行专项修订，他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即便面对修改后的稿件，我仍感不足。即便当时我正忍受着偏头痛的痛苦，我还是坚持带着病痛对影片进行了细致的修改，显著增强了影片中关于“走资派”斗争的比重。
我决定由谢晋担任导演一职。随着《春苗》在全国范围内公映，抵制“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愈发高涨。于会泳随即下令，让文化部旗下的写作团队以“初澜”为笔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春苗》表示支持，并对邓小平展开批判。
《春苗》上映不久，于会泳从毛远新那里获知一则关键信息：邓小平在观影过程中，尚未看完便情绪激昂地大声疾呼“极左！极左！”并愤然离场。彼时，中央已经召开了打招呼会议，毛主席也开始对邓小平展开批判。我们对这一材料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初澜”的文章中首次披露此事，将其作为抨击邓小平的重要证据，与“走资派还在走”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一轮猛烈的攻击。
夕阳人影：古语云：“过犹不及”。人们若沉溺于极端的狂热，往往难以善始善终，即便是在游泳技艺上有所擅长之人，亦莫能外。
徐景贤：1976年十月伊始，会泳来电告知，他将担纲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之重任，并将率团启程，前往阿尔巴尼亚展开友好访问。
直至10月6日夜幕低垂，四人帮已被成功抓获，然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翌日，即10月7日，马天水紧急被召回北京，受到中央的召唤。
在告别的时刻，马天水特地与我及王秀珍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试图洞悉当前的局势，然而我们却未能精准地把握住其中的微妙变化。那一夜，当深夜的钟声敲响十二点，我急忙拨通了于会泳的电话，迫切地询问北京的最新动态。他透露，当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告诉他，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出访计划已被取消，这一决定是由华总理亲自作出的。于会泳对于这一消息显得极为震惊。
我提及，中央突然紧急召回马天水，并随即召开了会议。然而，具体讨论的议题并未对外公开，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得而知是否涉及了重要事项。我们通过电话达成一致，决定保持频繁的沟通。我接着说道：“于部长，若您有幸获得任何信息，恳请您务必及时通知我。”
10月8日的夜晚，我们经多方搜寻，却始终未能发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踪迹。
在那短短的两天里，会泳和刘庆棠不约而同地向上海连续拨通了电话，我亦嘱托秘书代为转告。他们纷纷表示，首长，敬意期待。（指江青）失落之情在胸中涌动，我的紧张感亦随之加剧。我向他们透露了我们的困境：我们与上海的王、张、姚等人已失去联系。在最后一次与他们通话时，他们的话语中隐含着某种暗示：“我们不幸被疾病所困扰。”
1977年，正当我步入离职后的沉思与自我剖析之际，一日，偶然在《人民日报》上瞥见了一篇针对会泳的犀利批判文章。文中笔锋犀利，将其描绘为“罪孽深重，死有余辜”。读至此处，我不禁推测，或许作者早已与世长辞。
直至我服刑期满，方才得知：在1977年8月1日，会泳在遭受批斗的苦难中，不幸于文化部设立的隔离审查地点，误饮了厕所内的消毒剂，最终以身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