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中美关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众多国人鲜少接触过美国人，对美国的地理位置也缺乏了解，然而对美国的敌意却深到极点，恨不得将其彻底摧毁。美国真的罪大恶极吗？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为中国带来的积极贡献。
ZI先生曾撰写一文，论述美国在历史上七次伸出援手，助我国渡过难关。然而，实则远不止此数。
第一次：留美幼童
在1872年至1875年这一时期，面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政府迫不得已进行了系列改革。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协助下，容闳提出了倡议，并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重臣的鼎力支持下，清政府陆续派遣了四批学生，总计达一百二十人，赴美深造。这些幼童在海外留学时，平均年龄不过十二载，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日后均成就斐然，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之中，有被誉为铁路工程泰斗的詹天佑，有在开滦煤矿领域贡献卓著的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有担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有执掌清华大学教鞭的唐国安，有民初时期担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以及清末时期担任交通总长的梁敦彦。这些人物均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美国，他们接触到了与八股文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那便是近代科学。他们得以摆脱了“君君臣臣”以及四书五经的冗长教条，开始学习自由与民主的现代文明。他们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得以窥见外界世界的风采。然而，他们也同样不幸，因为他们的视野被拓展了。在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与精彩后，却又深知自己终将重返现实，这种矛盾心理难免让人心生抵触，这无疑让清朝的统治者感到忧虑。
这样原计划十五年的留洋计划，被迫终止，留美幼童不得不返回也让美国各界表示惋惜，因为很多学生就要瓜熟蒂落了，现在不得不中途而废！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幼儿与美国家庭同住共处，亲密无间，对增进两国民族间的情感纽带作出了显著贡献，其影响深远而持久。”尽管如此，留美的幼童们依旧为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近代教育
自隋朝起，我国便确立了科举制度，倡导“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学子们潜心研习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这些学问除了传授三纲五常，维护统治与整治他人之外，似乎别无他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次年，《辛丑条约》签订，美国分得赔款2444万美元。1904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坦言：“庚子赔案数额确实过高。”当时，中国学生留学首选之地为日本。首先，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崛起，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其次，两国地理位置相近，语言相通，赴日留学相对便捷；再者，留学费用低廉，学费不高。
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何种国家若能成功引领这一代中国青年人的教育，便能在精神和商业层面，凭借在此投入的努力，收获最丰硕的成果。”“追随精神上的引领，远比追随军旗来得稳固。”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将清政府支付的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退还，并用于在中国设立学校和提供津贴。1907年，明恩溥出版了《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在该书中，他强调应派遣更多中国知识分子赴美深造。
1908年，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咨文，其中明确指出：“我国应当积极援助中国推行教育事业，以期让庞大的国民群体逐步融入现代文明。具体援助措施包括选拔学生赴美，进入我国的高校及其他高等学府深造，以期他们学有所成，成为杰出人才。相信我国的教育界能够深刻领会这一良苦用心，齐心协力，共同支持国家这一盛举。”1908年，美国参议院与众议院均无异议地通过了决议，将赔款总额从2444万美元削减至1365.5万余元。经过利息扣除，中国应得退还金额为1078.5万余元。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共同拟定了一项关于派遣留美学生的规程。根据规定，自退款启动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前四年内，每年至少需派遣100名留学生赴美深造。一旦在前四年内成功派遣了400名学生，自第五年起，每年派遣的学生数量应维持在至少50人，直至退款资源完全耗尽。
1909年盛夏，内务府将皇家赐园——清华园——划拨予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校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举办了首次招生考试，从众多应考者中选拔出了47位优秀学子，他们于当年十月启程赴美，此行开启了庚款留美学生的历史篇章。1911年4月9日，清政府正式批准将游美肆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并颁布了相应的规章。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
在1909至1911年间，游美学务处精心挑选并派遣了三批次共计180名学生赴美深造。这些学子在异国他乡不仅掌握了前沿的科学技术，更深入领会了先进的民主理念。他们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深刻地影响了众多人士，其中不乏近代中国的杰出领袖，如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他们成为了时代的引领者。
尽管美国此举有其独到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中国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进入30年代，美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接纳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人在中国设立了12所教会大学，其中不乏如燕京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这12所大学几乎囊括了现今中国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
第三次：现代医学
近期，马保国大师遭受重创，引得众人热议，有人遂言中国传统武术已步入低谷，而与此同时，中医却迎来了蓬勃发展，只是不清楚这背后是否沾了中西医结合的光芒。不论如何，这无疑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谈及现代医学，便不得不提及我国最顶尖的医疗机构——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由洛克菲勒建立。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始于1863年，彼时，24岁的约翰·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祖父，将首桶煤油销售至我国。起初，洛克菲勒家族有意在中国兴办大学，并派遣考察团进行实地调研。经过深入分析，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兴办学校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建议转向医学教育。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现今仍为全球重要机构之一——设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并于1915年出资20万美元，收购了欧美教会学校创办的“协和医学堂”，并将其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外，基金会还斥巨资购买了豫王府作为校址，并邀请了美国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负责设计。项目最终的投资额从最初的150万美元增至750万美元。
在黎元洪总统题名的《协医年刊》中，记载了协和医学院初创时的情景：“购置豫王府的旧址，占地面积六十余亩，新建房屋十四座，外观装饰华丽，彩绘栋梁，玉石栏杆，碧瓦覆顶，汇聚了中华建筑艺术的精华；内部设施完备，器械精良。”1921年9月19日，协和医学院的落成典礼盛大而热烈，各界名流齐聚一堂。约翰·洛克菲勒之子，小洛克菲勒，乘坐海轮历时一个多月，特地从美国远道而来参加典礼。在演讲中，他言辞激昂地表示：“协和医院致力于向中国人民传授的，不仅是先进的医学科学知识，更是西方文明在思维进步与精神文化领域所蕴含的宝贵精华。”在北京大学执教的胡适，在其日记中对此次典礼进行了记载：“当日，典礼之庄重肃穆，堪称空前。身着学位礼服，整齐列队者约百余人。自北京大学建校以来，尚未见过如此庄严肃穆的仪式……罗氏的演讲尤为出色。”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之夜，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宴请了所有代表。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玛丽·布朗布洛克博士经过考证指出：“在整个20世纪，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的投资，高达近8亿美元，远超其他任何美国来源。”学者ZI先生也考证道：“从1916年至1947年的32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累计拨款总额高达44652490美元。”为了提升教学水平，众多美国专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包括考德瑞、步达生、海司汀斯等顶尖学者，以及当时前沿的生物化学家凡斯莱克，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埃德赛尔。此外，所有设备均为美国进口。
协和采用残酷的逐级淘汰制,每年平均只有十六位学生可以毕业，培养出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为日后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种子和骨干。科研方面亦成绩斐然，比如从中药大黄中成功提炼麻黄素，成为研究中草药成功的典范，此外还有对中国常见寄生虫病、黑热病和斑疹伤寒的研究等。这一时期，协和成为了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和印度的高等医学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24年梁启超先生右肾手术当年就是在协和医院做的。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基金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基金会将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项目。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根据当时的条件和需要，以最可行的方式，对迁往内地的学术机构进行帮助。如由基金会拨款邀请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讲学一年，在此项目下应邀的学者包括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1947年内战时，基金会仍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报告中说：“中国此刻正陷入悲剧，内争似乎无法调和。然而，从长远来看，前景未必一片黯淡。此时此刻，他们亟需我们的援助。”1949年后，基金会对中国仍抱有一丝希望，但最终却成了一厢情愿。1951年1月，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宣布协和已收归国有，至此，基金会停止了最后一笔拨款。负责建造和运营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自1928年起独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但仍接受其资金支持）也无奈离开中国，转而支持亚洲其他国家。大卫洛克菲勒先生逝世后，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微博表示：“洛克菲勒家族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了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这是其最大的海外慈善项目。”
1917年，刻着在镌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石缓缓落定之际，一座孕育太平洋两岸科学理想的医学院应运而生。对洛克菲勒家族在推动中国医学事业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我们致以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此次疫情中，我国医院界的四大巨头——“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都留下了美国的痕迹。关于协和医院的情况，我们已经提及。至于湘雅医院，其前身可追溯至1906年，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胡美（E.H.Hume）创办，成为了湖南省首座西医医院，即雅礼医院。齐鲁医院则是多个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基督教会共同发起建立的。而华西医院，则是在1905年由英、美、加三国五家基督教会联合在中国西部地区创建的。这座“规模宏大、设施齐全”的学府，昭示着中国现代医院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的影子。美国在推动中国医疗事业进步的过程中，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第四次：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永恒的创伤。在长达数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国虽然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援助功不可没。1938年年末，中美两国达成了“桐油贷款”协议。我国以桐油作为抵押，成功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年利率为4.5%，但规定款项“不得用于军火”。到了1940年4月20日，我国又通过华锡贷款获得了2000万美元，年利率为4%，需在7年内偿还。10月22日，《钨砂借款合同》正式签署，美国借给我国2500万美元，年利率同样是4%，约定5年内以钨砂偿还。1941年2月4日，《中美金属借款合约》亦告成立，我国在7年内向美国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而美国则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一半以现金形式支付，用途不受限制，另一半则用于在美国采购工农业产品，费用随用随付。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正式达成，自此，苏联终止了对华的援助。宋子文于白宫向罗斯福总统陈情，强调中国远东局势的严峻性，以及我国对于援助的迫切需求。他热切期盼，在抗战国家新法案的框架下，我国能够获得丰厚的实质性援助，并恳请总统尽快公布针对援华的具体方案。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并明确批示：“中国对于保卫美国至关重要，我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同时，亦赞同美军军人于退役之后投身于陈纳德所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即著名的“飞虎队”。自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美国志愿航空队英勇作战，总计击落及摧毁日军飞机超过2600架，并击沉、击毁敌方舰艇44艘，共造成日军死亡66700余人。在1942年5月18日，首批“租借”物资，其中包括300辆载重2.5吨的6轮卡车，总价值达110万美元，自纽约起航运往我国。至同年12月，累计已有6675吨的租借物资被运送至我国。至1941年夏季，美国已依据《租借法》向我国划拨资金达1.45亿美元。1942年3月21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两国正式达成了一份金额高达5亿美元的借款协议。细观协议条款，与以往美国对华提供的贷款相比，本次借款独具特色——“不设利息，实为无息贷款；未设定偿还期限，实质上是长期借款；无担保要求，本质上依托于同盟国的政治信誉。显而易见，这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提供的最为优渥、数额最庞大的资金支持。
自1942年伊始，美国政府逐步提升了向我国提供的租借物资的配给量。据宋子文于1942年5月29日向蒋介石发送的电报所示，美国已向我国交付的租借物资包括枪械、子弹、飞机、通讯设备以及医药用品，总计6500吨；此外，还有兵工材料、卡车及其零部件共计14.3万吨，以及铁路设备5万吨。至1942年年底，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我国提供的物资总价值已达到1亿美元，这一数字显著超过了1941年的总额（2600万美元）。1942年3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下达指令，要求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组建一支从阿萨姆地区至中国的空中运输部队。泛美航空公司助力，提供了25架运输机，全力投入驼峰空运任务。自1943年开始，美方显著增强了对驼峰空运的支持力度，大幅扩充了美军空运部的运输机规模。1943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的空运量已突破2170吨，而下半年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平均每月6500吨。
1944年5月，随着密支那机场的收复，航程得以显著缩短，飞行安全亦得到有效保障。此外，美国重型轰炸机具备携带物资的能力。6月份，空运量便创下了新高，达到了18235吨。而在1944年下半年，月均空运量更是激增至26100吨。据美国历史学家德怀特·杜蒙德估算，至1945年底，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援助总额高达13.35亿美元。1942年2月7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称赞道：“中国军队在抵御贵国所遭受的野蛮侵略中表现出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及所有热爱自由的民族的最高敬意。无论是武装还是未武装的中国人民，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对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坚决抗击，这种顽强精神不仅鼓舞了其他联合国家军队，也激励了全体人民。”
第五次：奠定大国地位
二战期间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战略大国考虑，罗斯福也一直谋求建立大国维持世界和平，这四个大国就是美、英、中、苏，甚至提出了除四大国外，其余国家不允许保留军队，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最终事与愿违。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提出了这个想法。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由中、英、美在埃及开罗召开，三国领导人蒋、丘吉尔、罗斯福出席，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及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战略及援华方案，会后公布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归还一切侵占的土地，塑造战后东亚的新局势。在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说：“欢迎中国跻身世界四大强国的行列。我们的‘敌人’无形中提升了我们的地位。”开罗会议确立了我国作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这一成就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
11月23日夜晚，罗斯福与蒋介石进行了私密会晤。在此次会谈中，双方主要就战后的一系列重大事务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关于战后对日本事务的处理问题。
1.中国地位：罗斯福总统强调，中国理应占据世界四大强国的行列，并且应以同等的地位加入四强组织，共同参与该组织的所有决策制定。蒋介石回应称，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加入四强组织的各项机构，并积极参与决策的制定。
2. 日本皇室地位罗斯福向蒋介石咨询，询问战后的日本是否应废除天皇制度。蒋介石回应道：“关于日本政体的调整，理应交由战后日本民众自行定夺，以避免在国际关系上留下可能导致无穷后患的误判。”
3. 日本军事占领。罗斯福主张，在战后的日本军事占领事宜中，中国应承担起主导作用。他期望中国能够承担起美国所设想的东亚大国角色，并建议由我国来领导对日占领事宜，甚至明确表示愿意将冲绳“赠予”我国。然而，蒋介石却婉拒了罗斯福的提议，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具备承担如此重大责任的能力。他认为，这项任务应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届时我国可作为辅助力量参与其中。
4. 战后日本赔偿问题蒋总统提出，战后日本应向我国提供赔偿，其中部分可采取实物形式。日本所拥有的众多工业机器、设备、战舰、商船以及铁路车辆等，均可移交我国。对此，罗斯福总统亦表示赞同。
5. 日占领土收复问题蒋与罗斯福均表示认同，即日本通过武力手段从中国手中夺取的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必须全部归还给中国。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辽东半岛及其两个重要港口——旅顺和大连，亦应包含在内。随后，罗斯福提及琉球群岛，反复询问中国是否希望获得该群岛。蒋介石回应称，中国愿意与美国共同占领琉球群岛，并在最终由一个国际组织托管下，由两国共同管理。罗斯福接着提出了香港问题。蒋介石建议，在深入探讨之前，总统应先与英国当局就此事进行商讨。
6. 军事合作罗斯福提出，在战后，中美两国应达成某些协议，以便在遭遇外来侵略时，双方能够依据这些协议相互提供支援。他强调，美国应在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军事基地部署充足的军队，以确保能够有效分担抵御侵略的责任。蒋介石对这两项提议均表示赞同，并热切期望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用于装备陆、海、空军，以加强国防力量，确保能够履行国际义务。蒋介石进一步提议，为了保障双方的安全，两国应制定相应的安排，使彼此的陆军和海军基地能够互相使用。他甚至表示，中国愿意将旅顺港交由中美两国共同使用。至于亚洲事务的决策，罗斯福建议中美两国在作出任何决定前应进行充分磋商，蒋介石对此表示了支持。
7. 朝鲜、印度支那、泰国问题罗斯福主张，中美两国应当就朝鲜、印度支那等殖民地及泰国的未来地位达成一项共识。蒋介石对此表示赞同，并着重指出朝鲜独立之重要。他进一步提出，中国与美国应携手合作，助力印度支那在战后实现独立，并恢复泰国的主权地位。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
8. 中国经济援助事宜：蒋强调，我国在战后进行的经济重建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这要求美国提供包括贷款在内的财政支持，以及各类技术援助。罗斯福总统对此表示，他将对此问题进行细致而务实的考量。
9. 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罗斯福总统进而询问了唐努乌梁海的现况，以及该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悠久历史联系。蒋介石回应称，在俄国以武力将其夺取并纳入版图之前，该区域始终是外蒙古中国的一部分。他强调，唐努乌梁海的问题未来务必与外蒙古问题共同，通过同苏俄的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
10. 统一司令部问题：蒋提议成立一个中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作为代替办法，中国参加现有的英美参谋长会议。总统答应同美国参谋长们磋商，以便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后来给出了否定的结论）从会谈中可以看出，罗斯福希望中国能够担负起美国所设想的东亚大国地位。开罗会议结束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罗斯福蒋为他们取得外交成就相互庆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宣称，开罗会议“转移了世界命运的航向，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而罗斯福则在圣诞节前夕致信美国民众，宣布美国与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目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无疑，是美国，亦或是罗斯福，将中国推向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席位。
第六次：遏制苏核威胁
近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公然鼓吹增加核武器库存，其言论荒谬至极，难道核武器真的可以轻率对待？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末曾一度面临苏联的核威胁，幸赖美国的干预才幸免于难。1968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在新疆边境地区大幅增派兵力，其总兵力从1961年的12个不完整师和约200架飞机，膨胀至25个师、1200架飞机以及200枚导弹。1969年三月，苏联军方多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我国境内一侧的珍宝岛发动武装侵犯，我国边防力量不得不采取自卫还击行动，此事件被后世铭记为“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中苏关系，昔日盟友转眼间反目成仇。苏联为迫使中国接受其社会主义模式，于中苏边界部署了百万大军。事件发生后，《红星报》宣称苏联具备强大的核反击能力，足以对中国的“现代冒险家”实施毁灭性打击。
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而中国在1969年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数量更是寥寥无几。由于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人民日报当时发出了标题为“苏联屯兵百万，亡我贼心不死”的文章。鉴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毛泽东根据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以北京为例，每天有三十多万人参与挖防空洞，留下了大大小小两万多个防空洞。
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并向其透露了苏联计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征求了美国的意见。尽管当时中美关系紧张，美国人对核武器的破坏力却有着深刻的认识。自美国对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以来，包括那些参与研发原子弹的核科学家在内的众多美国人，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如此惨烈的原子武器是否应当被用于战争。他们普遍认为，核武器应当作为威慑手段，而非战争的工具。更不用说，若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将直接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依照铁血派精英们的观点，从美国的视角出发，面对两大敌对势力即将开战，我本可以置身事外，坐观中苏两国相互消耗，一举消灭中国和苏联，从而获取战争带来的利益。这样的结果既消除了威胁，又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看似一举两得。然而，美国并未采取这种策略。相反，他们选择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中国。但是因为美国与中国当时没有外交关系，且双方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最终美国政府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绝妙无比的方法，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根据可靠情报，苏联计划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搭载数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针对中国的关键军事设施——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关键工业城市，实施精确打击。”
这篇报道的影响力堪比一颗“原子弹”，苏联热切期待美国伸出援手，却等来了这则公开的报道，它亦映射出美国对动用核武器的抵制立场。勃列日涅夫怒不可遏，斥责美国背信弃义，欺骗了他。如今，全球皆知苏联意图对中国发动核攻击，世界陷入恐慌，各种舆论压力如潮水般涌向苏联。经核实，苏联了解到，若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必将介入，对苏联实施报复，因此他们放弃了这一想法。根据近年来解密的资料分析，美国当时预计中苏之间可能爆发小规模边境冲突，却未料到会演变成核战争。加之当时美国国内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衰退、全球石油危机、欧洲共同体的成立与崛起，美国亦希望与中国展开合作，因此对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提议表示反对。自70年代初起，中美关系便全面步入了一段甜蜜的蜜月期，直至8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
第七次：乙肝疫苗
全村共用一个注射器，使用时几乎不进行消毒，或者仅以热水简单烫洗。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短短二十余年间，乙肝疫情爆发，我国新增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数量激增至约1.2亿，其中包括大量通过母婴传播感染乙肝的新生儿。在乙肝疫苗的生产领域，美国的默克公司掌握了最尖端的技术和生产线。在最初的谈判阶段，默克公司曾希望向我国销售疫苗，每剂疫苗定价100美元。考虑到我国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这意味着每年需投入高达20亿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来说，100美元的价格无疑是天文数字！
默克公司总裁瓦杰罗斯表示：“起初，我们期望将乙肝疫苗推向中国市场。然而，我们迅速认识到，即便我们将价格降至最低点，他们亦难以负担。我深感忧虑，时间紧迫。我渴望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害——新生儿应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接种首剂疫苗……鉴于我国乙型肝炎的严重性，接种乙肝疫苗成为唯一有效手段，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终有一日，我国所有婴幼儿将得以接种乙肝疫苗，从而免受乙型肝炎的威胁。
最终，瓦杰罗斯提出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尖端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予中国，并同意接纳中国技术人员赴美接受培训。这一价格对于默克公司来说，不仅意味着无利可图，甚至可能面临亏损。因为仅是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派遣默克员工赴华的费用，就已超过了这笔交易金额。1989年9月11日，默克公司与三家中国机构——北京生物制品大学、中国国家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以及深圳康泰生物制品公司签署协议，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领先的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技术转移至中国，确保每年生产4000万剂疫苗，为所有中国新生儿提供乙肝病毒疫苗接种。1990年5月，默克公司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当年合作建成的工厂如今均已转变为完全由中国运营。1993年，乙肝疫苗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我们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掌握疫苗生产技术之后，中国疫苗供应量显著增加。2002年，中国卫生部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国家扩大免疫规划，并向新生儿免费提供接种服务。
官方调查统计揭示，我国新生儿乙肝病毒携带率自1992年的9.7%显著降至2006年的1%以下，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数比例亦从占总人口的10%降至7.2%。自1993年至2018年，保守估计已有5亿人次接种了乙肝疫苗。许多人或许终生不知晓自己为何得以接种这一疫苗，因为这一重大成就鲜见于我国的公共媒体。对于制药企业而言，在这段时间内所生产的疫苗数量足以带来丰厚的利润，然而，默克公司却将其视为馈赠赠予我国，对中国人民而言，这无疑是无价的财富。
第八次：改革开放与WTO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美苏关系的日益紧张，中美关系逐步迈向了蜜月期，而我国经济亦迎来了迅猛的增长。双方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深入对话与交流，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更是向我国出售了三十余架黑鹰直升机。这类直升机在高海拔地区表现出卓越的性能，尽管我国经过三十余年的研发，仍未研制出与之相当的产品。时至今日，在青藏高原等高海拔区域，黑鹰直升机依旧扮演着运输主力军的角色。
迈入新千年之际，凭借卓越的谈判技巧，美国最终同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2000年起，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以两位数攀升，十年间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始终是我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与主要客户，每年我国从美国市场赚取数千万美元的贸易收入，这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更彰显了美国对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贡献。可以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实乃离不开美国的鼎力相助。
第九次：领养残儿
每年，我国面临的弃儿问题尤为严重，其中部分源于非婚生育，而绝大多数则缘于儿童的残疾。这些不幸的孩子们，大多只能在福利院中度过他们的童年，而这已经算是较为幸运的结局。更为幸运的个案是，他们有可能被美国人领养。据统计，从1999年至2010年，美国共收养了超过64000名中国孤儿。仅以2014年为例，就有2040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接纳，这一数字占到了当年全球所有被领养孤儿总数的31%。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十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相当比例的孩子身有残疾。然而，从他们的眼中，我们难以察觉到丝毫的自卑或轻蔑。尽管美国收养中国儿童并非无偿之举，所需费用动辄数万美元，但这并未阻止美国人对残疾中国儿童的收养热情。有人臆测，美国收养中国残疾儿童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然而这种逻辑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小平曾言：“回顾过往数十年，那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无不走向繁荣富强。”此言已历经无数事实的验证。纵然中美关系近期偶有波折，然我们深信，双方均能保持冷静，携手合作，这正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