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三月，明朝使者杨载满身风尘，恭敬地跪倒在朱元璋的面前。

他率领的使团赴日本，途中遭遇不测，众多同行人员不幸遇难，唯有他和副使吴文华，在历经数月的囚禁后，侥幸逃脱，得以生还。

得知此消息后，朱元璋怒不可遏，当场誓言将派遣强大军队，誓要平定日本。

在朝堂之上，众人情绪激昂之际，刘伯温挺身而出。

这位曾为朱元璋运筹帷幄的军师，此番却需竭力劝谏，恳请皇帝收回先前的决定。

01

洪武元年之际，朱元璋在应天府正式登基，那时他意气风发，满怀豪情。从一名牧牛童子蜕变为一代天子，老朱自认是天命所归，立志要创建一个四海归心、天下宾服的新王朝。

身为皇帝，向天下宣告、招揽各国前来朝贡，乃当务之急。这不仅是对礼仪的恪守，更是新朝合法地位的重要象征。朱元璋迅速派遣使者分赴各地，传递明朝建立的喜讯，期盼各国能够前来臣服并献上贡品。

朝鲜方面动作敏捷，旋即派遣使者前来庆贺。安南、占城等邻近政权亦相继上表臣服，并献上了贡品。

日本未回应。

这岂可容忍？朱元璋心中思忖，大明江山已定，岂能让东瀛微国置身事外？尤为让他愤慨的是，倭寇多年来屡次侵扰大明沿海，自山东至福建，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洪武二年冬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毅然决然地派遣使者。他特命杨载为正使，吴文华为副使，精心组织了一个使团，携带着国书远赴日本。

正式宣告大明王朝的建立，并明确要求日本国臣服纳贡，同时严令约束倭寇行为。若日本国不遵此令，我国将动用武力，追究其责任。

语气固然强硬，然而在朱元璋看来，作为天朝上国，对待区区小国自当如此。

使团东渡，抵达日本九州。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内战的泥沼之中，这场内战自1336年起，直至1392年才告结束，期间两个皇统并存，局势动荡不安。明朝使团所交往的，是掌控九州地区的南朝派系的代表——怀良亲王。

02

怀良亲王，身为后醍醐天皇的子嗣，荣膺征西大将军之职，长期镇守九州，麾下汇聚了一众勇猛武士。不久前，他在筑后川之战中崭露头角，取得辉煌胜利，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昂扬的士气之中。

杨载将朱元璋所赐国书递呈怀良亲王，亲王览毕，神色瞬间转为阴郁。

“日本国王”这一称谓一经国书传来，便激起了他的愤怒。他自认为是皇室血统，身为征西大将军，岂能与“国王”之名相提并论？再者，国书中的命令语气以及对倭寇的指责，令他深感明朝态度傲慢，视日本如属国般对待。

在场的日本武士们敏锐地察觉到亲王的愠怒，随即纷纷紧握剑柄，眼中闪现怒火。他们崇尚荣誉，性情刚烈，不畏挑战。

局势骤然紧张。

在盛怒的驱使下，怀良亲王下达严令，将明朝使团中的众多随员即刻处决，仅保留正使杨载与副使吴文华，对其加以囚禁长达三月之余，最终才将他们释放。

这无疑是对明朝权威的公然挑衅。依据当时东亚通行之外交惯例，两国交战之际，理应不对来使下手。怀良亲王此举，实则已接近于宣战的边缘。

杨载与吴文华在拘禁之中，度日如年，生死未卜，前途难料。

重获自由后，他们跋涉艰辛，重返大明。沿途的恐惧与羞辱交织，对逝去同侪的哀思亦如影随形。

03

洪武三年三月，杨载与吴文华终抵南京，向朱元璋详细陈述了他们在日本的种种遭遇。

朱元璋怒。

倭寇之患尚未根除，然而日本竟敢擅自戕害我国使者，此乃奇耻大辱！此行为乃对大明国威的公然蔑视，绝对不容忍的挑衅！

朱元璋怒斥道：“区区岛国，竟敢如此猖狂！速速商议出兵征讨之策！”

消息一经传扬，朝堂之上顿时波澜迭起。文武百官各抒己见，意见纷纭。有的力主立刻出兵以洗刷国耻，而另一些则主张深思熟虑，谨慎从事。

盛怒之下的朱元璋，倾向于采取武力手段，遂下令兵部着手筹备征战事宜，意图一举震慑日本。

群臣见皇帝心意已决，多不敢再劝。

刘伯温谏言。

这位建国的元勋、卓越的谋臣，在关键时刻，再度彰显了他深邃的战略远见。他心知此举远征日本风险如山，遂毅然挺身，直言不讳。

刘伯温向朱元璋献策，其核心观点是，当前出兵征讨日本，对尚处初创阶段的大明王朝而言，实属不利的举措。

朱元璋怒气冲冲地追问：“刘爱卿，难道我国使者无辜被害，朕竟要默默忍受这等屈辱？”

刘伯温回应道：“陛下，国耻之事，理应铭记在心。然而，复仇之举，必须审时度势，讲究策略。臣认为，现时发动远征，不仅难以树立威信，反而可能招致灾难。”

继而，刘伯温对不宜轻率开战的诸多理由进行了全面剖析，其深刻见解对朱元璋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为明朝后世对日本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他伊始便对军事风险进行了深入剖析：“日本地处辽远的海外，我军若远征，必然劳师动众，补给线漫长，加之海域风浪不定，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东征，皆因天时地利不利而遭遇惨痛失败，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继而着重指出国内状况：“我国自大明建立，国家根基尚未稳固，百业待兴，百姓亟需休养生息，国家力量亟待恢复。在此阶段若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耗费将极为巨大，恐怕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元气。”

末了，需明确战略要务：“北方尚存蒙元残余势力，对边境构成持续威胁。若我军主力被牵制于东海，中原之地必将空虚，此乃关乎国家根本的隐患，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出兵讨伐日本是否真正符合明朝的核心利益？

他进一步阐释道：“日本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即便倾全国之力征服，所获得的土地也无法充实国库，而奴役其民众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该民族性情剽悍，难以驯服，必定会持续反抗，我必将陷入漫长的安抚困境，白白消耗国力。”

这番话语，令朱元璋深受触动。他出自平民，深知创业之路的艰辛，更明白守成之难。此时此刻，首要任务是稳固国内，确保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非为了虚幻的“面子”，卷入一场胜负未卜、代价高昂的战争。

04

刘伯温察觉到朱元璋陷入沉思，深知他心中所忧，于是趁此良机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见解。

他提议，面对此事，我国应彰显帝王的气魄，既可严词斥责其罪行，亦需强化海防，静观其势。当前，日本国内南北朝纷争不息，内乱连连，我方宜静候其局势演变，如此方能掌握先机。真正的强大，在于审时度势，懂得进退有度。

朱元璋凝思片刻，怒意逐渐消散，感慨道：“爱卿经验丰富，为国家谋划，所言甚是。朕岂可因一时之气，轻易挑起战事，将无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朱元璋采纳了刘伯温的谋略，暂停了大规模远征的筹备工作，转而下达严令沿海地区加强防守，同时继续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其策略更显灵活与务实。

此决策成功避免了冲突，该冲突若爆发，或将使明朝陷入战争的深渊。

尤为关键的是，这一事件促使朱元璋对明朝的长远外交策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回顾并总结洪武年间对外交往的丰富经验与深刻教训，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之后，

“四方之夷，均受山脉与海洋之隔，孤立于偏僻之地。得其土地不足以资用，得其人民亦不足以役使。”

此国策之精髓，源自刘伯温昔日劝谏中所阐述的地缘政治观念及现实利弊之权衡。

05

历史的演进，充分证实了刘伯温战略预判的远见卓识。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国内南北朝之间的内战持续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国力显著衰弱，实在无力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扩张。

明朝时期，我国迎来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明太祖朱元璋一心致力于恢复经济，整顿内政，至永乐年间，国力日渐强盛，这才足以支撑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宏伟壮举。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永乐年间，统治日本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为了追求贸易上的利益，主动派遣使者前来朝贡，接受明朝所赐“日本国王”的封号，同时亦积极协助我国打击倭寇。

若当年朱元璋坚持远征，或许便会步元军后尘，耗竭国力，与日本结下深仇大恨，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恐怕将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刘伯温凭借其卓越的政治远见，不仅成功化解了一场外交危机，更亲身参与了塑造明朝“不征”的和平外交基调，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彰显了古代杰出政治家在权衡利弊时展现出的深邃智慧：并非每一次的屈辱都需立即以武力相对，为了国家长远利益和民众的安宁，有时需要站在更高维度进行深思熟虑。

对于新兴的明王朝来说，夯实基础远胜于炫耀武力之威。

固然，朱元璋最终选择放弃征讨日本，这也使得倭寇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并在明朝中后期重新显现出来。然而，回顾洪武初年的局势，刘伯温的提议无疑是基于当时国家根本利益的明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