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饶漱石，本系风马牛不相及之人物，却因一场阴谋的交织，被历史紧密相连。他们的联手自始至终对刘少奇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为他的人生埋下了不容忽视的隐患。

观察他们的简历，可以发现高岗长期在东北地区任职。即便在建国初期晋升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依旧留守东北，负责那里的管理工作。这与在华东地区深耕多年的饶漱石并无长期的合作经历，二人之间亦无私人交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将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呢？

令人困惑的是，饶漱石本应与刘少奇相识，尤其在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受党派遣协助重建新四军军部，当时他与刘少奇有过紧密的合作经历；至于在抗美援朝时期，周恩来与高岗的交往也不少，两人并无深仇大恨。那么，为何高岗与饶漱石会结盟，试图推翻刘少奇和周恩来呢？

此事，溯其源，需从高、饶二位调入京城之后的故事讲起。

1952年夏日之七月，高岗同志受命赴京，担纲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之职；与此同时，饶漱石同志则出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一职。

鉴于高岗与饶漱石在东北及华东地区均取得了显著成绩，毛泽东对他们印象颇佳。因此，在1952年7月，毛泽东决定将高岗调至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一职；同时，饶漱石亦被调入京，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此举旨在强化中央的领导力量。

被调至京城任职的高、饶感到原有的生活圈被剥夺，感到极不自在。他们私下里抱怨道：“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们这样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事实上，为了强化对财政的管控，周恩来采纳了陈云与薄一波的建议，推行了新的税制，同时将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收归北京中央政府，并将计划委员会置于其直接领导之下。

此次变动对高岗的触动深远，预示着他未来在推动任何重大工程项目时，均需获得中央的明确批准。

周恩来曾提议，将东北及上海企业所获利润，投入到开发我国内陆尚待开发的地区。即便高岗身兼计委主席要职，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周恩来总理及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的双重监督与制衡。

一日，周恩来对高岗言道：“自今往后，你所有发布的指令，均需经过中央的正式批准。”

高岗听闻此言，情绪激动，面色涨得通红，嗓门提高喊道：“究竟哪个中央？哪个中央？难道我不是中央政府的副主席？”

“现今亟需引入新血与新思维，你们那一套早已陈旧，你们理应‘退位’。”

高岗甫抵京城，便对周恩来不敬，不久后，他转而向刘少奇投去暗箭。他搜集了刘少奇在工作中的若干不足与失误，大肆宣扬，甚至夸大其词，声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历经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之后，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探索适合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道路时，于战略思想转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对若干关键问题的不同见解上。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提交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由此引发了首个分歧。报告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互助组出现了松散的趋势，并未朝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道路前进，反而趋向于富农化。基于此，他们提出应将互助组提升至更高层次，进而组建合作社。

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刘少奇在多次发言中指出，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尚未成熟，因此采取此种做法是错误的。

事后，毛泽东明确表态，全力赞同山西省委的立场。他特地约谈了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明确指出他们的看法存在偏差。与此同时，他下令陈伯达主持召开首次互助合作会议，并着手草拟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案。

另一个显著分歧关乎国民经济的恢复期过后，是否仍需坚持新民主主义政策。刘少奇及其同仁认为，尽管国民经济已恢复，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当前对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积极性的挫伤，实际上是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基于此，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倡议。然而，毛泽东对此主张持坚决反对态度，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看法：新税制。

所谓的“新税制”，实指1952年底周恩来同志批准颁布并执行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以及《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这些通告与办法的出台，是针对当时公私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等状况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其内容涉及取消对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环节的税收优惠，从而确立了公私企业一律平等、公平竞争的原则。

这些措施一度引起物价波动，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高岗率先发难，将薄一波所倡导的政策比喻为布哈林的和平式改造策略。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兴税制表达了关切。信中提到：“新税制的实施，中央尚未进行讨论，亦未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下达具体通知，仓促发布，缺乏充分准备。这一举措似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波动，不仅限于上海、北京两地，究竟应如何妥善处理，希望你们深入调研后告知。我通过媒体报道得知此事，即便亲自了解，亦感困惑……新旧税制之间究竟有何优劣之分？为何税制变更会导致物价如此剧烈波动？请主管机关列出具体原因，以便我了解。”

在接到信件之后，周恩来即刻挥毫泼墨，给毛泽东复信，详述了解决方案。这充分表明，周恩来对这封毛泽东的信件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审视了地方提交的一系列资料后，毛泽东愈发坚信新税制存在严重偏差，遂于会议中明确指出。

接点了薄一波的名，批评的很是严厉的。但他不愿把这件事推到高岗含蓄地提到的极端，所以在会议结束时下了结论：“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讲话之后，与批评上述经济政策和思想观点有关的刘少奇、周恩来都在会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提出并经党中央决策，强化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的指导。此举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亦称总党组），明确规定政府各部的党组应直接向党中央汇报。在政府运作中，所有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及重大事务，都必须在实施前向上级请示，经党中央讨论并通过后，方可付诸实践。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同志主管；财经领域则继续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同志负责；外交事务依旧由周恩来同志掌舵。此外，下属的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以及纺织工业部均纳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同志的领导之下；而劳动部则由计委委员饶漱石同志领导。

“瞧瞧，时局已非昔日三大战役可比，刘、周二人或许该暂时退居幕后，他们似乎已不再享有毛主席的青睐。”

饶漱石非冲动行事之辈，素来对高岗并不十分重视。他只在确信无疑时才愿冒险押注。现今的高岗，早已非昔日东北那隅只爱汽车和美女的高麻子可比！他正逐渐取代刘少奇，有望成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他本人，亦正踏上通往总理宝座的康庄大道。因此，他那丰腴的身躯开始向高岗示好，除了工作之外，双方的交往也日益密切。

高岗察觉到饶漱石手中握有人事大权，便有意借助他来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向饶漱石提醒道：“切莫误以为与刘少奇关系亲密，你的副手安子文与刘的关系实则更为紧密！”此言正中饶漱石的痛处。正如昔日排挤陈毅那般，饶漱石最不愿身边有“眼中钉”。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并未完全掌握新职务的主动权。于是，两人便在这条充满阴谋的河流上，开始了同舟共济的旅程。

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抵京访问，与高岗就鞍钢建设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担任此次谈判翻译的李越然依然记忆犹新，在某次会话中，高岗的脸色阴云密布，似乎满怀了心酸与不快，低语着吐露心声：“我的见解在党内却未获得认同。”

捷沃西安目光如电，直视前方，语气坚定地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高岗长叹一声，吐露心曲道：“请转告苏共中央，告知他们，在我国中央委员会中，有人对我持有异议。”

多年之后，薄一波亦曾提及此事。高岗曾在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对刘少奇进行诽谤与中伤。科瓦廖夫随即致信斯大林。随后，高岗四处散播，声称斯大林对刘少奇并无好感，亦不看重周恩来，而对他高岗则颇为赏识。

因此，在1960年7月，周恩来曾指出：“斯大林惯于采取那种陈旧的行事风格，尤其偏爱高岗，他并未将我们党的领导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开展工作，反而对高岗实行了特殊对待。”

回忆中，叶子龙提及，1953年3月，毛泽东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向斯大林致敬，归途中，车辆驶至长安街与府右街交汇处，毛泽东忽然表示，他不愿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希望能尽快卸任。此言不久后亦传至高岗耳中，加之中央人事变动之传闻，愈发助长了其野心。

回顾刘少奇的经历，众多党史资料明确指出，他被打倒的初始导火索，源自“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争议，这使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产生了重大裂痕。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自高岗进京后对刘少奇的处置，实则已在毛泽东心中悄然改变了对刘少奇延安时期既定接班人地位的看法，从而为刘少奇日后的冤屈与苦难埋下了不可忽视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