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应约与金日成同志一同莅临南京，下榻于中山陵九号。肖永银同志特地前来看望邓政委，并就军队的现状进行了详细汇报。在此过程中，肖永银同志还提到了许世友同志在任职期间所遗留的一起军队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

邓小平聆听完相关的报告后，经过一段时日的沉淀，便将肖永银召至身边，语重心长地说道：“肖永银，你可能会遇到职务上的变动。”

肖永银在南京军区履职多年，此次人事调整让他感到出乎意料。

肖永银处理了20军调动。

1975年春，军委在“三座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在会议前夕，时任代总长杨成武向肖永银发出电报指示：“邓小平同志有令，你将于明日出席军委常委会，并就20军的相关情况向三总部进行汇报。”

肖永银立刻回应道：“可以，但我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便是允许我携带一名同伴一同前往。”

杨成武应声道：“行。”

20军的相关事宜始终是南京军区所面临的一项棘手挑战。在那个时期，上海警备团与杭州警备营均扮演着保障中央首长安全的核心角色，是维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南巡江南安全的关键力量。

肩负着非凡使命，上海警备团与杭州警备营的指挥权必须交由忠诚可靠的卫士执掌。然而，20军却暗中筹划，意图取而代之。该军部分军官屡次向肖永银提出诉求，声称上海警备团存在若干问题，杭州警备营亦存在不当之处，并强烈要求从20军抽调人员，甚至直接派遣一个营队接管。

肖永银敏锐地察觉到20军意图取而代之警备团（营）的动向，对此表现出极高的警惕性。在与20军的每一次通话中，他都要求作战部门全程录音。对于20军提出的各项要求，他总是以简洁而有力的措辞回应：“一切按总理的指示办理。”

“南山之熊，一口吞两龙。”其中，“南山”隐喻20军政委南萍，“熊”象征20军军长熊应堂，“两龙”则分别指的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与政委龙潜。

20军入驻浙江后，提出需省军区移交印信，此要求激起了省军区老干部的强烈反感。经过对众多复杂因素的深思熟虑，中央军委最终作出了将20军调离的决定。

那晚，肖永银召集军区作战部处长巴忠倓，叮嘱道：“明日启程，你只需专注记录，不必分心，明白吗？”

巴忠倓点头：“知道了，一定记住。”

翌日，肖永银与巴忠倓并肩同行。踏入会议室，肖永银肃然行了一礼。邓小平随即用那熟悉的四川口音说道：“肖永银，久违了。”

肖永银抬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那位面容清瘦的邓政委。瞬间，他的思绪便飘回了师部、司令部的时光，那幅向刘邓首长汇报战果的画面，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肖永银急忙向老首长致意：“没错，您身体可安好？”

邓小平面带微笑说道：“嗯，这不正像是老牛拖着一辆破旧的车辆一样吗？”

肖永银就座。屋心摆放着一张桌子，工作人员随即搬来桌椅。肖永银紧握话筒，抽取出稿件，正准备朗读。就在这时，陈锡联发声：“肖永银，无需念稿，把地图展开吧，我们都无法‘聆听’到文字。”

丰富的军旅生涯让众人觉得，面对地图远比聆听宣讲来得更为自在。肖永银立刻将宣讲稿收入口袋，将军用地图平铺在桌面上，手指在其上轻轻游走。面对这张军用地图，肖永银仿佛被其深深吸引，他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清晰与自信。

邓小平问道：“在你看来，是否有可能进行调动？”

肖永银语气坚定地说：“在我看来，完全能够调动。我们必须信赖大多数人，毕竟总会有少数人发出怨言，但这无妨，我们有能力妥善应对。”

邓小平轻轻点头，以示同意：“立即下达命令，派遣二十军执行任务。”

肖永银亲自担纲，着手处理了第20军的调动事务。

邓小平指示肖永银“有所行动”。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则转任南京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接替其位的是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往沈阳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则赴任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则被派往济南军区。

命令迅速传遍，即刻便将踏上新的岗位，履行职责。许世友即将告别居住二十余年的南京，此刻，他凝视着已空荡的“中山陵八号”，对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肖永银交代道：“我离去之后，这处原本用作招待所的房产，你必须归还给招待所。”

肖永银点头应道：“许司令。”

依照惯例，司令一职的轮换亦伴随着居所的更迭。许世友深觉，若将中山陵八号命名为“丁宅”，自己便难以如愿重返；然而，若将其用作招待所，他内心便怀揣着“告老还乡”的憧憬。许世友对在中山陵八号度过余生充满了渴望。肖永银敏锐地捕捉到了许世友言外之意，遂为接任司令一职的丁盛另觅了一处居所。

当日上午，一架三叉戟客机从金陵城拔地而起。南京方面特地派遣第一副司令员肖永银与江苏省委第二书记吴大圣，共同负责护送许世友前往其新任职位。尽管许世友已告别南京，然而在他任职期间，军队与地方之间遗留的诸多矛盾与纠纷，依旧悬而未决。

江苏农科院在紫金山军事禁区的版图内设有两处基地，一为三层小楼，另一则是中山陵的十一号建筑。这十一号建筑与国家元首及元帅常驻的中山陵五号、九号仅咫尺之遥。在军事禁区内，这样一个非军事机构的设立，始终让许世友心中充满疑虑。

1971年的新春伊始，农科院的干部们纷纷下放，中山陵十一号院落空旷，成了陈列展品的楼舍，许世友因此心生一计。一日，他召唤了肖永银与吴大圣两位代表军方和地方的要员，对他们说道：“你们二人商议一番，此事就交由军区来处理。”言辞虽简，语气却坚定不容反驳。

“老吴，我绝不允许你蒙受损失，咱们来个交换吧。”最终，通过交换军区通讯总站的三排建筑，换得了农科院的三层小楼，又以金陵城汉中路上的前国民党高官住所，换取了中山陵十一号的产权。

肖永银坚信此事对地方并无损失。地方仅以3000平方米的土地置换军队的6000平方米，本应心满意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地方方面却表达了不满，声称“军队侵占了学院”。随后，邓小平亲自介入此事的处理，并将情况上报至中央。邓小平亲自批示：“归地方管理。”

军令下达至军区，肖永银心中郁郁，不禁长叹一声：“现今士兵与文人相遇，即便有理也难申！”言罢，他接见了江苏省委的相关人员，直言不讳地说：“该是你的，就归还于你；该是我的，就由我承担。”

1975年6月，邓小平同志陪同金日成同志访问南京，下榻于中山陵九号。期间，肖永银同志前来探望邓政委，谈话中特别提到了12军。12军的前身是刘邓大军中的第6纵队，该部跟随刘邓首长从中原战场转战至华东和华南地区。对于这支部队，邓政委始终怀有一份深厚的特殊情感。

肖永银对邓小平表达道：“12军这支队伍值得信赖，其干部均勤勉尽责，并无明显瑕疵。”

邓小平闻言，面露喜色。

继而，肖永银向邓小平提出了军队与地方之间所显现的矛盾。他言道：“总长大人，若您有所指示，我必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地方工作。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若此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处理，恐怕将成为日后团结的潜在隐患。”

邓小平保持缄默。

肖永银续言：“时至今日，中山陵十一号已成为军区的高级接待之地，诸多重要活动，如总理接待外宾的宴席，亦在此地举行。若确实需要增设场地，一旦获得您的批准，我们将自行着手建设新的招待所，无需向上级申请资金。”

邓小平仍旧缄默不言。不久，他与肖永银轻松交谈了几句，并未再提及房屋问题。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邓小平离去之后，这一事宜竟得以圆满解决，从此地方上便不再索求“十一号”。

肖永银推断，自他离开中山陵九号之后，邓小平便立刻召集地方干部进行深入调研，并据此作出了这一决策。

“肖永银，你或许即将迎来工作上的变动。”

肖永银听闻此言，表情稍显迟疑：“难道真的必须采取行动吗？”

邓小平略加沉思，随即开口说道：“这个主意，倒是挺不错的。”

此刻，肖永银深知，他即将迈入新的征程。

肖永银调离南京军区。

邓小平与金日成自南京启程后翌日，军委随即发布命令：肖永银被任命为成都军区首任副司令员。

司令部机关设宴，以饯别肖永银。在首轮敬酒环节中，副参谋长们依次起身，向肖永银举杯致意。副参谋长王近山手持酒杯，缓缓走向肖永银：“老肖，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肖永银敏捷地起身，快步走向王近山。王近山历经宦海沉浮，人生多舛，曾是刘邓大军中的勇猛战将，在逆境中仅担任副参谋长一职。然而，在肖永银的内心深处，王近山始终是6纵队的司令员，是他的“王司令”，也是他尊敬的老领导。

多年并肩，他们共同经历了风霜雪雨。在公众面前，王近山始终以“肖副司令”称呼他，而在私下里，却习惯以“王司令”亲切地唤他。他们的战友之情，既经受了生死的考验，也曾遭受个人情感的波折。这次离别，王近山心中满是留恋，重新启用过去的称谓，一声“老肖”，让肖永银感到无比的温暖。

肖永银以传统的称谓回应道：“王司令大人，我即刻启程，愿您多加保重！”

话音刚落，他仰头将酒杯一饮而尽。这杯酒，就此成为了他与王近山共饮的最后一杯。

肖永银此刻脸上显露出疲惫之色。他们俩在沙场上并肩作战已有多年。回溯至二十八年前，正是秦基伟驾驶的邮车将肖永银送达永年城，从而开启了他在18旅担任旅长的职业生涯。这无疑是一种缘分。面对秦基伟，肖永银无需多言，坦诚相待即可，因为两人间的熟悉程度已远超寻常，任何掩饰都显得格外不自然。

肖永银说道：“秦司令，那南京之事，想必您也有所耳闻，我并不想过多涉及。”秦基伟思维敏捷，立刻举手示意：“我不会再追问，你也无需再提。”

此后，肖永银在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职务，历时两年有余。

1978年1月，重返岗位的邓小平接到肖永银的来信，信中恳请批准其工作岗位的变动。不久，调动命令随即下达。在严寒中，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前往车站，热情迎接即将履新副司令员职务的肖永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