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回忆道：“在主人引见我认识毛泽东之际，他介绍道：‘这位便是昔日的唐纳！’毛泽东的表情中既有惊讶之色，又紧紧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语气坚定地说：‘和为贵！’由于我不解其意，只能含糊其辞地回应。”
唐纳（1914-1988）
在20世纪30年代，以艺名“蓝苹”在上海影剧界声名鹊起的江青，与才华横溢、情感细腻的著名影评人唐纳（本名马骥良）之间，上演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婚恋故事。这段名为“唐蓝婚变”的风波，一时之间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流传甚广。然而，唐纳在婚变之后的命运转折，知晓其中细节的人却寥寥无几。
困顿时江青接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身处绝望深渊的蓝苹毅然决然地选择告别上海，踏上了前往陕北的征程。
“男思女，隔座山；女思男，隔层板。”在她的爱情历程中，每一次的情感纠葛，几乎都旨在达成她个人的特定目标。
在她于上海声名狼藉、风波不断，被迫远赴延安之际，恰巧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产生了误会，贺子珍遂离开延安前往苏联就医。这一时机让江青得以趁机而入，短短一年之内，她便与毛泽东坠入爱河，并于1938年11月喜结连理。
随着江青告别那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唐纳则化身为《大公报》的一名战地记者。在抗日战火席卷而来的危急关头，他沿着沪杭线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采访工作，并以笔名“罗平”撰写了大量生动的战地报道。
唐纳、江青、金山沪上合影
1937年12月，南京不幸落入日军手中，国民政府随即迁都重庆。唐纳亦随同内迁的民众抵达武汉。目睹当时上海影剧界的众多明星齐聚武汉的壮观景象，他提议成立一个隶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凭借在影剧界多年的从业经验和丰富的人际关系，以及卓越的组织能力，唐纳的提议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大公剧团”应运而生。导演郑君里、应云卫，以及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知名人士，纷纷加入了剧团的行列。
1938年的夏日，唐纳挥笔创作了抗日题材的话剧《中国万岁》，该作在应云卫的执导下上演，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正当此时，他对话剧女演员陈璐萌生了爱意。同年十月，他们携手从香港重返上海，不久后便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尽管唐纳与陈璐结为连理，心中对蓝苹的怀念却始终未曾消散。他为陈璐挑选了一个艺名——“红叶”，寓意着与“蓝苹”相呼应；同时，他还创作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传亦是专为蓝苹而作。
1942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硝烟弥漫，唐纳毅然决然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征途。而陈璐及其子则选择留在上海，不久之后，陈璐更是改嫁了一位盐商。
1936年，江青与众同辈在六和塔之畔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合影中，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赵丹、蓝苹（即江青）、唐纳、杜小鹃以及顾而已；而后排则分别是郑君里、沈钧儒和李清。
唐纳抵达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找到了一份工作，虽勉强度日，却也得以温饱。然而，随着剧社的解体，他一度陷入了失业的困境。内心的苦闷难以言表，他甚至再次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幸好最终并未成行。
此刻身处延安的江青，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得知唐纳正身处困境，生活困顿。于是，她每月都派人从延安寄去10元钱以资助他。每当唐纳收到这笔款项，他总会先从中取出1元，与那些同样贫困的知己好友相聚，以此作为在逆境中的相互扶持，用这种方式在苦涩中寻找乐趣。
1944年，唐纳在重庆创立了“中国业余剧社”，并亲自担任社长一职，冯亦代则担任副社长。然而，由于上座率不尽理想，剧社很快便宣告解散，唐纳再度陷入了困境。直至抗战胜利的前夜，他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终于觅得了一份称心的工作。唐纳被英国驻华大使馆录用，进入新闻处任职，从而得以摆脱困境，重拾生活希望。
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谈判。不久之后，江青以“牙疼”为借口，亦提出前往重庆接受治疗。
毛泽东起初对江青的此行持保留态度。在江青的持续坚持下，尽管最终勉强答应，却明确提出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江青在重庆期间不得公开露面。
唐纳（位列后排）、江青（位于右侧第三位）、赵丹（紧邻右侧第一位）、顾而已（居左第一位），沈钧儒老先生（居于中央）主持，四对新人于六和塔下喜结连理。
拒见江青，晤毛泽东。
江青不得公开露面参与政治活动，此乃毛泽东的一贯立场。在当年7月初，中国民主同盟与国民党的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之际，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的左舜生曾向毛泽东表达了一睹江青风采的愿望，然而这一请求即刻遭到了毛泽东的婉拒。左舜生对于此事深感“遗憾”，在其后撰写的《记民主政团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他如此描述：“我曾向毛泽东提议，欲一睹其蓝苹之容，但毛泽东却以她生病为由，婉言拒绝。7月5日，我们离开延安之际，毛泽东携其七八岁之女前来送行，那双活泼而秀丽的眼睛，似乎与战前我所见之蓝苹有几分相似，然而蓝苹本人并未现身。‘曲终人散，江上峰青’，待我们的飞机腾空而起，我仍觉此行留下了些许遗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个七八岁的女儿”，确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其实当时只有5岁。毛泽东带着女儿为客人送行而不让江青公开露面，大概是不愿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抵达重庆之后，并未与毛泽东同住，而是与女儿李讷一同居于张治中的桂园。彼时的江青，心中充满了激动之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她从张治中身边一名内勤那里听闻“她比宋美龄更加美丽”的赞誉时，她的喜悦之情更是持续了数日。然而遗憾的是，她无法如宋美龄般在各类公众场合脱颖而出，亦不能在记者们的摄影机镜头下尽显风采。
江青对毛泽东为何禁止她公开露面感到困惑，然而她毕竟是个热衷于争名逐利、喜好炫耀的女性。在无法公开露面的境况下，她竟悄悄地绕过毛泽东，私下里与唐纳取得联系。然而，她并未如愿以偿。或许她尚不知情，此时唐纳已摆脱了生活的困境，在感情上也已有了新的归属。据唐纳事后所述，当江青秘密约见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了无痕迹”；而且江青的地位也已大不如前，担心她的出现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尽管唐纳拒绝与江青见面，他却意外地与毛泽东有了会面。毛泽东当时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次与毛泽东的短暂相聚，成为了唐纳一生中与这位伟人唯一的交集。即便在数十年后，他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这位便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边惊讶地握住我的手，一边用他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和为贵。’由于我不太理解他的意图，只是含糊地应了几句。”
关于唐纳被邀请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是否有人刻意为之，众说纷纭，不得其解。即便是唐纳本人，对于自己的受邀也感到困惑，不禁自问“为何是我”。他之所以决定与毛泽东会面，源于内心的一份好奇，加之手中握有请柬，名正言顺。然而，毛泽东仅用简短的一句话，不仅让唐纳感到些许慌乱与尴尬，更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另一份难以捉摸的“好奇”。
实际上，毛泽东那句“和为贵”，可谓巧妙地一语双关，既展现了他在与唐纳偶遇时的机智与风趣，亦透露出他对江青过往婚事心知肚明。
自与陈璐解除关系后，唐纳便沉浸在创作之中，数年光阴默默度过。直至1945年的上半年，继蓝苹与陈璐之后，他邂逅了女演员康健，两人于重庆期间恋情升温。然而，随着抗战的胜利，不知为何，这段感情最终亦以分手收场。
1948年岁末，香港《文汇报》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送别仪式，为时任总编辑的马季良（即唐纳，位于前排左侧第四位）践行。前排左侧第五位则是该报的总主笔徐铸成。
感情终有归宿
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唐纳便重返上海。在《文汇报》总编辑、亦为好友的徐铸成先生的盛邀之下，他毅然决然地卸下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职务，转而肩负起《文汇报》副总编的重任。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唐纳受邀出席。会上，一位来自《自由论坛报》的女记者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并迅速俘获了他的心。这位女记者名叫陈润琼，是前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她不仅英语流利，法语发音纯正，而且谈吐优雅，举止得体，可谓是才貌兼备。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钟情，但陈润琼的反应却并不迅捷。于是，唐纳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追求。1949年，陈润琼前往香港履职，唐纳亦随之调任香港《文汇报》担任副总编辑；同年2月，陈润琼赴美加入联合国工作，唐纳亦随其脚步抵达美国。他起初在《纽约日报》任职，继而转至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到了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亦紧随其后。
1952年12月，唐纳与陈润琼于巴黎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唐纳如影随形，目光紧追不舍，每日必向陈润琼奉上一束鲜花，并附上一封字迹工整、蝇头小楷精心书写的情书。
这份深情厚谊，令陈润琼深受触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意识到唐纳不仅才华横溢，更是一位心地善良、感情真挚的人。1951年，陈润琼终于点头应允了唐纳的求婚，两人在巴黎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自此，唐纳的情感世界终于找到了归宿。
在巴黎这座浪漫之都，这两位记者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笔杆子，投身商海，开设了自家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逐步发展至“京华饭店”，最终蜕变为“天桥饭店”，生意蒸蒸日上，声名远扬。
唐纳与陈润琼喜结连理，婚后育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这名字的含义显而易见，蕴含着对故国的深切思念之情。
唐纳向来情感丰富，对所钟爱之人倾注了深沉的爱意，对养育自己的祖国亦怀有同样炽烈的赤子之心。他最终选择远离上海，远赴海外，一方面是出于对陈润琼女士的深切情愫，另一方面，也有一份难以言说的隐痛。
在这封信中，唐纳于1949年2月初从香港致信上海的郑君里，坦露了内心的隐秘：“大陆即将迎来解放，我们的夙愿即将成真，《文汇报》的同事们纷纷‘青春结伴好还乡’，而唯有我无法重返上海。战乱时期，阿苹曾秘密前往重庆治疗牙齿，甚至致电约我在‘凯歌归’酒家会面，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对我而言，一切已然了结……日前我占卜一卦，算命先生预言‘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深信不疑，此刻的我已认命。没有人比我更深爱过阿苹，我曾因她的离去几近自尽；也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手辣，无所不为。告别祖国，告别上海，告别青春，告别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一封和着泪水写成的信，倾吐的无疑是唐纳的肺腑之言。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荣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宝座之后，唐纳的知交好友郑君里、赵丹等人纷纷受到无情迫害。而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1978年12月，叶剑英于北京会晤唐纳（居中左侧）。其右侧为罗青长，左侧第二位为叶选宁，左侧第一位则是叶选基。
直至“文革”落幕，唐纳始能频访中国大陆，数度重返上海，抚今追昔，心中涌动诸多感慨。然而，每次归国，他均保持低调，隐秘行踪，未曾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仅限于拜访几位昔日的挚友。
鉴于唐纳与蓝苹过往的情缘，他定居巴黎时，时常遭遇意想不到的访客。即便是那位被江青誉为她的“斯诺”，并在她的授意下撰写传记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听闻唐纳隐匿身份于巴黎之后，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与热忱，特地两次登门造访。维特克甚至提出以20万至30万美元的酬劳，邀请唐纳共同撰写江青的传记。然而，唐纳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我这个人，非但不会记恨往事，一旦与人绝交，也绝不会说出任何恶言！”
晚年的唐纳曾萌生撰写自传的念头，为此，他不惜托人寻觅当年在济南亲笔致江青的长信，以及江青回赠的两封函件，并搜集彼时各报的报道。然而，尽管他屡次动笔，却终究未能完成这部自传，便不幸被病魔所困。1988年，唐纳因肺癌在巴黎离世，享年七十四载。